新順1730 第八零七章 上國心態（五）

    當然，追道統，和影射顯學，這都必須是經歷了大順開國和之後改革的儒生才能理解的東西。

    權哲身還聽不出來這種和百餘年的歷史相嵌套的東西。

    對孟松麓所言的興水利一事，倒是頗為讚許。

    只是，兩邊的情況多有不同。

    至少在淮南地區，大順這邊興修水利的主力，已經是「閒民」了；而朝鮮國的土地制度擺在那，註定了興修水利只能依靠奴婢和徵發勞役。

    而「閒民」，又意味著這本身就是星湖學派的夢魘閒民都是農村破產的農民和退租逃荒的佃戶。而星湖學派在左右分野之後，星湖左派一直試圖致力解決的，是土地兼併問題，並且思路還是很明顯的向後退的那種思路。

    其實即便是大順這邊，在開國之初和明末思想激辯中，往後退回到明初那種固定身份的狀態，也一度成為主流。

    但最終，頂不住蜂擁而進的白銀，也頂不住江南地區已經發展起來的商品經濟，這個退回到明初嚴格身份制的想法最終也沒有立住腳。

    至少從眼前看來，似乎大順這邊解決了土地兼併帶來的「閒民」問題。

    持有往回退和復古想法的人，都是激進的改革派。只是，改革的方向，是往前還是往後的問題，但肯定不是保守派。蹲在原地前後小幅擺動一下的，才是保守派。

    權哲身這種激進派，未必真的想要全面復古，只是因為自己找不到往前走的方向，心裡又對社會不公極為不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往回退，從先儒的學問中尋找解決方法。

    他們和大順這邊的人是不一樣的。

    作為文化圈的次生成員，他們身上不用背負道統這個負擔。

    是以，他們的想法往往是不怎麼「正規」的。原本歷史上的基督教問題，就能看出端倪平壤成為東方梵蒂岡的源頭，就很奇葩。權哲身這些接觸到基督教書籍的士大夫，不是「加入」天主教，而是自創了一個朝鮮教區。不管是牧師還是教區主教，都是壓根沒有天主教廷參與，自己照著基本翻譯成漢文的書，自己創出來的，全程自封。

    這也算是後世那邊邪教泛濫的一個歷史淵源吧。

    如今權哲身看到江蘇的改革成果後，內心其實已經有所動搖，心想是不是能走這條路呢？

    出於這個想法，權哲身問了一下孟松麓。

    「孟兄，你對閒民如何看？興國公的改革，在這裡造出了海量的閒民。可現在看來，閒民似也無甚大害？先儒以為，閒民乃天下第一大患，此中分歧，孟兄如何看待？」

    孟松麓對這個問題，其實也真的是不好回答。

    因為，這裡面的根本問題，就是江蘇的模式，是否是可以在天下推廣的？

    亦或者，江蘇的改革，只適用於江蘇一地？

    如果是前者，那學派還折騰什麼呢？不管是富民，還是制度，甚至實學，都不用他們管了，那他們存在的價值只剩下道德教化了？

    如果是後者，那問題就大了，就需要分析、弄清楚，這種改革為什麼在江蘇行、在別處就不行？

    現在權哲身問出這個問題，孟松麓還是用學派的「標準答案」，回道：「若只說江蘇一地，閒民，未必是壞事。」

    「知江蘇一地，政抑閒民，其義非也。所謂閒民，先儒之謬說，夫閒民不可少也。」

    「有閒民，然後傭賃可得也；有閒民，然後行走可得也。」

    「閒民者，或助力於農圃；或助力於虞衡；或助力於工商；或助力於芻收。」

    「其筋力勞苦，有甚於常職之民。」

    「先儒以為，閒民者，身無職名，白日依枕，終歲閒眠，故曰閒民，此真大謬也！」

    「先儒枉疾此輩，每欲懲之酷罰，豈不怨哉？」

    其實這也算是孟松麓的學派，在對著虛空輸出。

    先儒所言的閒民，和現在的閒民，本質上沒啥區別，但社會基礎的變化，使得發生了區別。

    什麼是閒民？

    指的是封建社會裡，士農工商等等包括那些賤籍之外的、沒有「常」職的人。

    按照這個定義，在工廠里做工的，在碼頭上扛活的，其實都是「閒民」。

    說是農，有地嗎？

    說是商，有產嗎？

    說是工……工人和工匠小生產者，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沒有任何的產業，也沒有任何封建社會的傳統職業。

    得業則生、失業則死，這就叫閒民。

    在土地還有很多的時候，對先儒而言，閒民當然是應該去墾荒種地才對。要不閒著在城市裡晃蕩，也沒有個常職，這不是「身無職名，白日依枕，終歲閒眠」是啥？

    而現在……實際上從明晚期開始，這個先儒的定義就已經開始有些「和現實脫節」了。

    農圃、工商、芻收，都很容易理解。虞衡者，天官大宰的下屬官員，掌管山川林澤，官名代指，值的就是林業、林業附屬的狩獵、採集、藥材等行業。

    這番其學派對閒民的「正名」，既是因為學派一貫的思路；也是因為江蘇改革的社會現實。

    當初李塨琢磨著均田策略的時候，就考慮過。土地其實是不夠用的，多出來的人幹啥？

    那李塨是大順開國之初的人，那時候百廢待興，商品經濟也遠沒有經過二十多年折騰後的江蘇這麼發達。

    他不是沒想過，不能授田的多餘人口，便考慮「轉業」，為士、為商、為工等。

    但那時候，他認為，或者說不只是他認為，而是所有人都必然認為，士、商、工，能容納多少人？

    根本不可能嘛。

    也正是因為這個解決不了的死結，使得李塨最後搞出來一個可能他自己都覺得有些扯淡的均田方案，也就是好田五十畝、劣田百五十畝，待劣田變好田再均分五十畝……

    實際上，其實這個問題，就算此時的江蘇，也壓根沒有解決。

    單單揚淮等地的大約一百五十萬人，也壓根不是全都成為「無產」的閒民。

    而是絕大多數，不是被扔去了東北，就是扔去了南洋，外加大約四萬平方里的鹽盪區，以及靠著大量的基礎建設維繫著這些「閒民」有事做。

    改革可不是只涉及到揚淮地區，江蘇幾府，都有不同的問題。

    數量可絕對不止一百五十萬人，實則更多。只不過因為揚淮地區的改革過於激進，漕運業和鹽業，兩大支柱產業都被劉鈺廢掉，而且是在數年之內完成的，問題之大可想而知。

    其餘府縣的問題，只是相對而言，沒那麼激烈而已。

    此時世界就是這麼個現實，百年前荷蘭一小片地方想吃飽，就直接引爆了歐洲為爭奪市場的幾場戰爭，英法西輪番下場。

    江蘇這麼多的人口，要是超半數都是「閒民」，而且暫時有活干餓不死，閒民沒變成起義軍，那估計得吃下半個世界。

    劉鈺非要聯法列印也是因為這個社會變革，必要死人。要麼孟加拉大饑荒，死掉一千五百萬人，瓦解掉原本的棉紡織業經濟，讓大順的閒民有事做而不是選擇起義；要麼大順自己死人，內戰爆發，農民起義，死個七八千萬人。

    不是死別人，就是死自己。

    反正現在已經這樣了，運河一廢，別的地方不提，別的行業不提，單單揚州府的五六萬運鹽工，和其家屬大約二三十萬人……反正現在是消失了，不存在這個群體了。

    未必是被殺了，而是對一個脆弱的家庭而言，忽然轉換職業、離開故土，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苦痛。

    對朝廷而言，這是「代價」。

    對江蘇的激進改革，皇帝能夠支持的另一個原因，就是當初廢運河時候討論過的「黃河」問題。

    治河，必廢漕。

    這是共識。

    那麼，廢漕，就能治河嗎？

    顯然，不能，黃河也是此時的大順配治的？黃河嚮往哪跑就往哪跑，最多也就是修修補補。

    那麼，廢漕的另一個潛台詞是什麼？

    廢漕的另一個潛台詞，就是黃河治不了的，奪淮入海近千年，已經淤積的過高了。

    決口北上，那只是個時間問題，如同西洋故事裡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掉下來。

    以這個現實為前提，皇帝就必須考慮，如果不廢漕運，一旦黃河決口，漕運堵塞崩潰，會出現什麼情況？

    漕運斷絕。

    中央政府失去糧食和江南的白銀。

    百萬漕工無業，起義。

    加上大水災造成的百姓生存，北方起義大爆發。

    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分割，中央集權崩潰，地方勢力崛起。

    大順要完。

    所以，廢漕運，走海運的一個潛台詞，就是默認黃河肯定會決口，然後保證江南這個經濟中心和京城那個政治中心的聯繫。

    問題一多、堆在一起就不好解決了，就成了明末困局怎麼走都是死了。

    是以，先解決漕工問題。

    然後，等著黃河決口，依靠江南的財力和糧食，完成鎮壓。

    百萬漕工，加山東、河南的幾千萬百姓，這就是皇帝內心已經預想過的「漕運改革的代價」。

    從皇帝統治的角度看廢漕運，陰暗的角度，就三個字：

    【分批殺】

    先廢漕運，殺一批最有反抗精神，和天生自帶組織力的漕工。

    再等著頭頂懸著的那口劍落下，殺災民。

    殺剩下的，把青壯募兵，剩下的或者餓死，或者屠戮，或者扔到東北南洋。

    不要把問題等到一下子全爆發再去解決，到時候，殺都殺不完。

    在內心早就醞釀、想像過處理上千萬人反抗的局面後。

    有了這個心理基礎，皇帝對劉鈺在江蘇搞得激烈改革，以及雪片一樣的彈劾，壓根不覺得很震撼。

    而最艱難的轉型期，已經熬過去了，至少在改革最傷民的時候，皇帝支持。

    現在再看這麼「閒民」，顏李學派的這群人，自然也就產生了不一樣的看法。

    至少在江蘇，這似乎是個可行的、解決顏李學派心中夢魘人多，地少，不可能人均五十畝的辦法。如果是可以普遍推行的，也終於讓從李塨開始就琢磨著均田而田不足、轉業而士工商無以納的困境，得以解決。

    故而，他們學派對「閒民」的看法，轉向了為閒民正名，認為閒民是工商業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