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209章 葉向高：明朝晚期的政治舵手

    一、早年經歷

    幼年時期的葉向高隨家人四處奔波，躲避倭寇的侵襲，生活極為艱苦，食物短缺，居無定所，隨時面臨著生命危險。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對葉向高而言既是磨難也是考驗，鍛造了他的堅韌性格和生存智慧。儘管遭遇重重困難，葉向高卻憑藉著頑強的生命力和家人的庇護，一次次從死亡邊緣掙扎回來，這無疑為他日後在政治生涯中的堅持與奮鬥奠定了基礎。

    轉折點出現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這一年，著名的抗倭將領戚繼光率領部隊成功攻破了牛田倭巢，有效地平定了福建沿海地區的倭患。隨著倭患的平定，葉向高一家終於能夠返回故土，重建家園，這也意味著葉向高可以開始接受較為穩定的教育，為將來步入仕途打下堅實的基礎。

    萬曆十一年（1583年），葉向高通過科舉考試，一舉高中進士，這標誌著他正式邁入了明朝的官僚體系。中進士後，他被任命為翰林院庶吉士，這是明代文官體系中一個重要的職位，通常由新科進士中的佼佼者擔任，負責編纂史書和起草詔令，顯示出葉向高在學術上的出色表現和官方對其能力的認可。

    不久，葉向高又被提升為編修，這是一個更為重要的職務，負責校勘經史典籍，參與國史編纂工作，顯示了他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學術研究能力。隨後，他調任南京國子監司業，這個職位相當於今天的大學副校長，負責管理南京國子監的日常運作和教學工作，表明葉向高在教育領域也有卓越的才能和貢獻。

    在擔任南京國子監司業期間，葉向高雖被調任為左中允，但依舊兼任司業的職責，這意味著他不僅需要處理政務，還要繼續關注教育事業的發展。這種雙重角色的承擔，體現了葉向高在多方面的能力與才幹，同時也為他日後在政壇上的崛起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人脈。

    二、陳弊礦稅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明朝朝廷正值多事之秋，礦稅問題尤為突出。這一年，葉向高被徵召任命為左庶子，負責充任皇長子的侍班官，這對他而言本是仕途上的一大進展。然而，面對當時盛行的礦稅徵收，葉向高深感憂慮，他毅然上疏朝廷，援引東漢西邸聚積錢財導致禍亂的歷史事例，力陳礦稅之弊，希望朝廷能夠引以為戒，廢止礦稅，但他的意見並未得到皇帝的批覆。

    儘管如此，葉向高並未放棄。不久後，他因政績突出被提拔為南京禮部右侍郎，隨後又改任吏部右侍郎。在新的職位上，他再次陳述礦稅給國家帶來的深重危害，並特別請求罷免遼東稅監高淮，言辭懇切，表達了對民生疾苦的深切關懷。然而，由於朝中複雜的政治鬥爭和利益糾葛，葉向高的這些建議依然未能得到採納。

    與此同時，妖書案的興起更是加劇了朝野的動盪。在這關鍵時刻，葉向高展現了他的遠見卓識和忠貞不渝。他寫信給內閣大學士沈一貫，極力規勸其冷靜處理妖書案，避免擴大打擊面，禍及無辜。然而，沈一貫對此並不領情，反而因此對葉向高心生不滿，導致葉向高在南京任職的九年裡一直未能得到應有的晉升。

    三、唯一宰輔

    葉向高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被提拔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成為內閣成員之一，這標誌著他政治生涯的重大轉折。當時，沈一貫已被罷免，朱賡獨攬大權，明神宗決定增補閣臣，葉向高與王錫爵、于慎行、李廷機一同獲此殊榮。然而，命運似乎有意考驗葉向高，于慎行不久便去世，王錫爵堅決辭官，而朱賡也在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離世，李廷機則因輿論壓力長期避世，於是葉向高成了唯一在位的輔臣，肩負起內閣首輔的重任。

    明神宗在位後期，怠政現象嚴重，他長期不上朝，導致國家大事積壓，官僚體系運轉不暢，許多重要職位空缺，任命官員的敕令也無法正常下達。葉向高面對如此局面，深感憂慮，他以國家利益為重，積極應對朝政混亂的局面。他多次向神宗提出建議，希望皇帝能夠更加勤政，但神宗雖然表面尊重葉向高，實際上對他的諫議採取的態度卻是陽奉陰違，十條意見中往往只採納二、三條。

    太子講學的中斷是當時朝野關注的焦點問題，葉向高多次上書請求恢復太子的學業，但神宗始終不予理會。太子母王貴妃去世後，其喪禮的拖延更凸顯了朝政的紊亂，葉向高几番爭取才使得喪禮得以順利進行。福王（即朱常洵，鄭貴妃之子）的封國問題更是棘手，葉向高多次請求福王回封國，但神宗先是推遲日期，後又提出福王必須擁有四萬頃莊田的苛刻條件，這不僅違背了祖制，也引發了朝臣的不安。

    葉向高深知福王留京對太子地位的潛在威脅，因此他上疏力爭，指出若福王不及時回封國，將有損皇室信譽，且會重蹈明世宗時景王未歸封國的覆轍，當時裕王（即後來的明穆宗）處境險惡。面對神宗的辯解，葉向高強調了太子與神宗之間情感溝通的重要性，呼籲神宗堅守諾言，確保福王按時歸藩，以安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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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善於決斷

    葉向高在處理重大事件時展現出的果斷和智慧，尤其體現在王曰乾事件中。錦衣百戶王曰乾，一名京城的奸猾之徒，與孔學、趙宗舜、趙思聖等人相互攻訐，事情尚未在刑官處定論，他就擅自闖入皇城，使用火炮引起軒然大波，並直接向皇帝遞上奏疏。這起事件不僅令刑官震驚，甚至驚動了明神宗，王曰乾在奏疏中指控鄭貴妃的內侍姜嚴山、孔學及王三詔等人使用巫術詛咒皇太后和皇太子，意圖擁立福王。神宗對此感到震驚和憤怒，質問為何內閣首輔葉向高沒有及時處理此事。

    葉向高臨危不亂，迅速上疏，分析了事件性質與處理策略。他指出，此事件與之前的妖書案相似，但不同之處在於此次事件的當事人皆可查證，只需依法審訊即可查明真相。他建議神宗保持冷靜，避免過度反應，以免引發朝野動盪。關於王曰乾的指控牽涉到貴妃和福王，葉向高認為這純屬惡意誹謗，主張將王曰乾的奏疏扣留，同時命令司法部門追查所有涉案奸人，儘快確定福王歸藩的日期，以此來平息輿論，穩定局勢。神宗聽取了葉向高的建議，太子和福王得以避免進一步的宮廷紛爭。

    此外，葉向高在處理福王歸藩的問題上也展現了其政治手腕。面對鄭貴妃試圖以慶祝太后七十大壽為由挽留福王，葉向高巧妙地提出提前為太后舉行壽禮，同時堅持福王按原計劃歸藩，以平衡各方利益。他拒絕了神宗要求宣布挽留福王詔書的命令，指出此舉將加劇外界的猜疑和恐慌，最終說服神宗收回成命，確保了福王順利回到封國，避免了一場可能的宮廷風波。

    葉向高不僅在緊急情況下表現出色，他還多次上疏神宗，直指當時國家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包括人才匱乏、君臣隔閡、官員爭鬥、橫徵暴斂、道德淪喪等。他懇請神宗振作精神，任用賢臣，革新政治，否則國家危亡並非來自外敵，而是內部的腐敗與混亂。儘管葉向高的言論真誠懇切，但神宗並未採納其建議，甚至對葉向高的多次辭職請求也置之不理，僅以詔書勉勵挽留。

    在萬曆四十年（1612年），葉向高再次呼籲神宗，鑑於歷代帝王在位超過四十年者寥寥無幾，應藉此機會大力推行新政，選拔人才。然而，神宗依然沒有響應，葉向高每月請求辭職，神宗雖多次挽留，但對葉向高的核心訴求始終視而不見。葉向高擔憂國家官僚體系的空洞化，各地災荒頻發，以及朝廷與民間的隔閡日益加深，他反覆強調用人之道的重要性，警告神宗如繼續閉門自守，恐將招致無法挽回的災難。

    五、辭官歸鄉

    葉向高在晚年時，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但即便是在病榻之上，他仍舊堅持履行內閣首輔的職責，這在當時被視為一種非常態的行政方式。在病重期間，葉向高不得不在家中草擬奏章和詔書，這一行為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然而，隨著病情的加重，葉向高意識到在家中處理公務的做法並不符合朝廷的體制，他開始感到不安，於是提出了堅決的辭職請求，希望神宗能夠同意他卸任，以便有新的閣臣接替他的位置，確保朝廷的正常運轉。

    儘管葉向高的健康狀況令人擔憂，神宗卻並未立即批准他的辭職申請，反而派遣鴻臚官前往葉向高的住處，以示慰問並勸他繼續留任。直到神宗萬壽節時，葉向高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他才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繼續處理朝政。在這段時間，葉向高主持了癸丑年的會試，這本是一個常規的考試活動，但由於當時官員的奏章都堆積到了考場，這一情景反而成為了一樁罕見的奇聞，反映出當時朝政的混亂狀態。

    在葉向高的任期內，神宗考核選拔了大量科道官員，但任命通知卻遲遲未下達，葉向高數十次上疏催促，最終經過兩年的等待，任命才得以落實。然而，新官上任後，朝廷內部的攻擊和爭鬥也隨之增加，神宗對此頗為不滿，開始扣留奏章，不再下發。面對這種情況，葉向高請求將這些奏章轉交給相關部門，以確定官員的去留問題。他指出，缺乏足夠的高級官員，特別是六卿中只剩趙煥一人在位，以及長達十年都御史的職位空缺，導致了監督機制的失效，這嚴重影響了朝廷的穩定和人心的安定。

    葉向高屢次上疏請求增加內閣成員，前後共有一百多份奏章，神宗最終在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任用了方從哲、吳道南兩位閣臣。葉向高在得知這一消息後，上疏表示感謝，同時也再次提出了辭職請求，但神宗下詔對他進行了嘉獎，並拒絕了他的辭職。

    到了同年二月，皇太后駕崩，三月，福王返回封國，葉向高認為這可能是自己辭官歸鄉的合適時機，於是他更加頻繁地提出辭職請求，前後提交了十餘份奏章。終於，在八月，神宗批准了葉向高的辭職。葉向高在內閣任職期間，由於政績顯著，被多次晉升，包括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等。在他離職之際，神宗下詔加封他為少師兼太子太師，賞賜白金百兩、彩帛四件、表里大紅坐蟒一件，並派遣使者護送他回鄉，以彰顯他對國家的貢獻和皇帝對他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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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調和黨爭

    葉向高在擔任內閣首輔期間，面對晚明政壇上日益激烈的黨爭，他試圖扮演一個調停者的角色，力圖調解各大臣之間的矛盾，以求政治局面的穩定。然而，晚明時期黨爭的根深蒂固，使得葉向高的努力顯得尤為艱難。當時，御史鄭繼芳與給事中王元翰之間的衝突，引發了朝堂上兩大陣營的對立，葉向高提議將雙方的奏疏下發給部院，通過公正的評判來裁定是非，以期平息爭端。然而，神宗並未採納他的建議，這導致了黨派之爭的進一步升級。

    不久，圍繞李三才的爭議又引發了新一輪的黨派鬥爭。李三才在朝中頗有影響力，而無錫的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吸引了一批朝臣的支持。顧憲成在李三才遭受攻擊時，積極為其辯護，這使得原本就錯綜複雜的黨爭格局變得更加微妙。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的京官考察中，攻擊李三才的劉國縉和喬應甲分別因過失和年例被處理，這一事件成為了黨爭的導火索，葉向高在此過程中秉持公心，力求公正，使得考核官吏的大典得以順利完成，但未能從根本上緩解兩派之間的對立。

    隨著時間的推移，齊、楚、浙三大派系的勢力逐漸壯大，它們與東林黨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最終演變成為了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天啟年間，魏忠賢掌權後，王紹徽等人撰寫的《東林點將錄》成為打擊東林黨人的工具，這份名單羅列了許多被視為東林黨人的官員，葉向高因其曾經的立場和行動，也被列為東林黨黨魁，成為了魏忠賢打擊的目標。

    七、二度為相

    葉向高在離開政壇六年之後，於明光宗即位時受到了特別詔書的召喚，不久明熹宗登基，再度下詔急召葉向高回京復職。面對皇命，葉向高雖多次上疏推辭，均未獲准。天啟元年（1621年）十月，葉向高重回朝廷，被授予中極殿大學士之職，再度出任內閣首輔。在復出之初，葉向高便向熹宗表達了他對奏章流程的看法，強調了自己在神宗朝時的角色，即奏章由他親自草擬，即便是熹宗有意願實施某項政策，也需通過中使傳達，若有異議，他會據理力爭，而神宗往往能夠接受他的意見，不會強行頒布旨意。他建議熹宗謹慎對待詔書的發布，所有事宜都應先由內閣草擬上報，熹宗欣然接受了這一建議，並很快採納了葉向高的請求，撥付二百萬兩帑銀用於東西戰事，這顯示了葉向高在朝中的影響力。

    熹宗初登基時，朝廷中不乏賢能之士，朝野上下都寄希望於新帝能帶來國家的治理與振興。然而，年輕的熹宗尚不能辨明忠奸，逐漸被魏忠賢和客氏等人操控。魏忠賢與客氏合謀，先是殺害了太監王安，隨後排擠了吏部尚書周嘉謨、言官倪思輝等忠良，大學士劉一燝也因不堪忍受奸佞的排擠而請求離職。葉向高敏銳地察覺到朝廷風向的變化，上疏指出客氏進出宮闈無度，而顧命大臣劉一燝的地位竟不如一個乳母，導致朝臣揣測聖意無所適從，這樣的趨勢必須制止。

    葉向高對魏忠賢的批評激起了後者強烈的不滿和報復心理。隨後，刑部尚書王紀遭貶黜，禮部尚書孫慎行、都御史鄒元標亦相繼受到攻擊被迫離職。葉向高試圖為鄒元標辯護，卻未能扭轉局勢，無奈之下，他請求與鄒元標一同離職，以示抗議。熹宗並未批准葉向高的請求，但這一舉動卻讓魏忠賢對葉向高的嫉恨愈發加深。

    葉向高在第二次擔任內閣首輔期間，雖然盡力維護朝政的清明與公正，但面對魏忠賢等人的權勢膨脹，他的努力顯得力不從心。晚明政壇的腐敗與混亂，使得像葉向高這樣試圖匡扶正義的大臣，不得不在權謀與黨爭中艱難前行。

    八、對抗宦官

    葉向高在第二次出任內閣首輔期間，面臨著與前一次截然不同的政治環境。此時的皇帝熹宗年幼，朝政實權逐漸落入魏忠賢等宦官手中。儘管葉向高無法像侍奉神宗時那般直言進諫，但他依然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多次嘗試糾正政局中的不公，展現了一位資深政治家的智慧與勇氣。

    面對太監對敢於直言的官員的打壓，如章允儒請求減少上供袍服而觸怒太監，葉向高兩次上疏營救，最終使章允儒免受廷杖，僅被剝奪一年俸祿。御史帥眾因指責宮廷事務而遭太監陷害，葉向高同樣出手相助，使其免於被外放。傅魁因救援王紀而面臨貶謫，葉向高介入，使他僅被剝奪俸祿。這些例子展示了葉向高在保護正直官員方面的不懈努力。

    在魏忠賢試圖懲罰文選郎時，葉向高再次挺身而出，成功阻止了對官員的不當處罰。陳良訓指責宦官權勢，觸怒魏忠賢，面臨下獄之災，葉向高以辭職相威脅，最終使陳良訓僅被剝奪俸祿。在熊廷弼、王化貞被判死刑的案件中，葉向高請求待司法覆核後再做決定，得到了熹宗的同意，這體現了他堅守法律程序的精神。

    然而，葉向高與魏忠賢之間的較量並非總能取得勝利。當魏忠賢欲搜刮全國倉儲以充實京師，葉向高警告此舉可能導致地方不穩定，但未被採納。魏忠賢通過製造一些小麻煩來刁難葉向高，迫使他多次提出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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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的轉折點發生在天啟四年（1624年），傅魁彈劾左光斗、魏大中勾結汪文言，魏忠賢藉此機會試圖羅織東林黨人的罪名。葉向高挺身而出，承認汪文言是他推薦的，請求皇帝只處罰自己一人，以保護他人免遭無妄之災。儘管魏忠賢起初欲藉機清除東林黨人，但礙於葉向高等舊臣的威望，最終只處罰了汪文言一人，暫時未對左光斗等人定罪。然而，此事卻成為東林黨獄的導火索，預示著更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即將來臨。

    九、再度辭歸

    天啟四年（1624年）六月，楊漣的一紙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的奏疏震動朝野，葉向高深知這標誌著與魏忠賢的決裂已成為不可逆轉之勢。面對朝中大臣紛紛上疏聲討魏忠賢的局面，有人勸說葉向高應藉此機會徹底扳倒魏忠賢，但葉向高卻有著更為深遠的考量。他認為魏忠賢權勢根基深厚，輕易除之恐將引發更大的政治動盪，於是採取了一種折衷的策略，希望通過內閣的調停避免最壞的結果。

    葉向高上疏皇帝，對魏忠賢的辛勞予以肯定，同時指出朝廷過分寵信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建議削減魏忠賢的權力，讓他返回家鄉，以保全其名節。然而，這一建議並未得到魏忠賢的理解，反而引發了對方的不滿。魏忠賢通過假傳聖旨的方式自我表功，背後顯然有智囊團為其出謀劃策，葉向高敏銳地察覺到其中必有高手代筆，調查後發現此人竟是徐大化。

    儘管魏忠賢對葉向高的立場感到憤怒，但鑑於當時朝中反對魏忠賢的力量尚存，他並未立即對葉向高採取行動。然而，隨著局勢的發展，魏忠賢的黨羽鼓動製造大案，魏忠賢的野心和手段也逐漸暴露無遺。工部郎中萬燝因彈劾魏忠賢而遭受酷刑，葉向高雖極力營救，終未能挽回萬燝的生命，這一事件標誌著葉向高與魏忠賢之間的關係徹底破裂。

    隨後，御史林汝翥因觸怒宦官而遭受廷杖，其後逃至遵化巡撫駐所，因有人謠傳林汝翥乃葉向高之外甥，導致葉向高的府邸遭到宦官黨羽的圍攻。面對宦官集團的囂張氣焰，葉向高認識到自己已無力改變朝廷的頹勢，於是多次上疏請求辭官歸鄉，決心離開這個他曾經為之奮鬥的政壇。

    最終，熹宗下詔同意葉向高的辭職請求，加封他為太傅，並派遣使者護送其返鄉，賞賜的財物豐厚異常，甚至超過了慣例。不久後，熹宗又准許葉向高辭去太傅之位，但仍每月賜予他五石米糧，八個轎夫供其使用，以示對這位老臣的優待。

    十、晚年

    葉向高離世後，晚明政壇陷入了更加劇烈的動盪。韓爌與朱國禎先後接任首輔之位，但均未能持久，很快便被罷免，這反映了魏忠賢勢力的進一步擴張。魏忠賢利用手中的權力，將諂媚之徒安插於要職，而那些清高的士大夫則失去了依靠，政治空間被嚴重壓縮。

    魏忠賢開始了對異己的清洗，首當其衝的是敢於直言的官員。楊漣，一位敢於揭露魏忠賢罪行的正直大臣，遭到了誣陷並被殘忍殺害。隨後，左光斗等多位正直官員也相繼被捕，受盡凌辱後被殺害，魏忠賢的鐵腕手段使得朝中正直之聲幾乎消失殆盡。

    隨著葉向高的辭世，朝中失去了一位能夠與魏忠賢抗衡的重量級人物。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就在明熹宗駕崩的同一個月，葉向高於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六十九歲。他的離世，不僅標誌著晚明政壇上一位重要政治家的隕落，也象徵著魏忠賢勢力的進一步膨脹。

    然而，葉向高雖逝，其影響力並未隨之消散。崇禎初年，新帝即位後，對葉向高給予了高度的追認，追贈他為太師，追諡「文忠」，這不僅是對葉向高一生政績與人格的肯定，也是新政權對魏忠賢時期黑暗政治的一種批判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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