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212章 周延儒——崇禎帝下的權力浮沉

    一、少年得志

    周延儒，這位生於書香世家的才子，自小便展現出不同凡響的智慧與學識。他的家族背景深厚，祖輩中不乏科舉及第者，這無疑為他提供了良好的成長土壤。周延儒的祖父周淳，曾是一位舉人，官至太康知縣，而其父親雖未獲功名，但周延儒本人卻以「神童」之譽聞名鄉里，其才學之盛，早年便已顯露鋒芒。

    周延儒的科舉之路堪稱傳奇。萬曆四十年（1612年），他高中鄉試，次年更是一舉奪魁，先中會元，再奪狀元，這一壯舉不僅彰顯了他的卓越才能，也為他日後的仕途鋪平了道路。翰林院修撰的職位，意味著他正式踏入了大明王朝的權力核心。

    周延儒的外表與學識一樣引人注目，他的俊美外貌使他頗受京城士大夫圈的青睞，甚至與同科進士馮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二人不僅在學術上相互切磋，在私生活上亦頗為親密，有「小唱翰林」的戲謔之稱。這段友誼，不僅加深了他們之間的私人聯繫，也促成了兩家兒女親家的關係。

    然而，周延儒的人生並非只有光鮮的一面。天啟二年（1622年），他晉升為右春坊右中允，此時正值魏忠賢專權，政治環境異常複雜。周延儒在這一時期，不僅推動了孫承宗入閣，展現了自己的政治手腕，還曾因父母雙亡而隱退，避免了直接捲入魏忠賢掀起的政治風暴。

    在這段避世的日子裡，周延儒並未完全置身事外。他對好友馮銓的信件中，透露了自己對東林黨人遭受迫害的關切，儘管自身處境微妙，他仍試圖伸出援手，這體現了周延儒內心深處對於正義與友情的堅持。

    二、拔擢重用

    周延儒的政治生涯在崇禎帝即位後迅速攀升，其拔擢重用的過程充滿了政治鬥爭與宮廷權謀的色彩。天啟七年（1627年），當周延儒結束服喪期，恰逢新帝登基，他很快被補任為詹事府正詹，次年即崇禎元年（1628年），便被提拔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在邊疆危機頻發之際，周延儒的洞察力和應對策略引起了崇禎帝的注意，尤其是在處理寧遠、錦州兵變的問題上，他巧妙地提出了既滿足軍隊需求又防止長期依賴的策略，贏得了崇禎帝的賞識。

    同年十一月，大學士劉鴻訓離職，周延儒看到了入閣的機會。他不僅在朝堂上積極表現，還暗中結交外戚和宦官，意圖通過內外結合的力量來達成目標。然而，他與錢謙益的競爭最終導致了後者被逐出朝廷，這也標誌著周延儒與東林黨人的關係惡化。

    崇禎二年（1629年），周延儒與崇禎帝的一次秘密長談進一步鞏固了他的地位，儘管外界對此次談話內容一無所知，但可以預見的是，它為周延儒入閣輔政奠定了基礎。面對言官的反對和指責，崇禎帝對周延儒表現出明顯的偏袒，最終在十二月，周延儒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身份正式入閣，參與國家機務。

    隨後的歲月里，周延儒的地位不斷上升，他與溫體仁聯手控制朝政，兩人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政治清洗，打擊異己，尤其是東林黨人。周延儒不僅自己獲得了崇禎帝的信任，還推薦自己的姻親和同僚入閣，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力。到了崇禎五年（1632年），周延儒已加封為少傅兼太子太傅，改任吏部尚書，進位建極殿大學士，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內閣首輔，權力達到了頂峰。

    三、周溫傾軋

    周延儒與溫體仁之間的權力鬥爭，是晚明政治舞台上一場錯綜複雜的角力。隨著溫體仁逐漸在朝中建立自己的勢力，他開始暗中策劃奪取周延儒的首輔之位。溫體仁先是起用自己的親信閔洪學為吏部尚書，掌控了人事任免的關鍵，隨後又培植了一批心腹，包括御史史可程、高捷，以及侍郎唐世濟、副都御史張捷等人，形成了一個緊密的政治集團。

    周延儒與溫體仁的第一次正面衝突發生在崇禎四年（1631年）的會試事件上。周延儒親自擔任主試官，違反了由次輔主持的傳統，且在考試中涉嫌舞弊，使姻親陳於泰和好友之子吳偉業分別獲得了廷對第一和會元。這一舉動被溫體仁及其親信利用，通過泄露信息給御史袁鯨，企圖藉此扳倒周延儒。然而，周延儒搶先一步，將吳偉業的試卷呈給崇禎帝，得到了皇帝的認可，從而暫時化解了危機。

    然而，周延儒的其他不當行為逐漸浮出水面，包括他提拔的官員被指涉賄賂，以及其家人在地方上的橫行霸道，引發了輿論的強烈不滿。崇禎四年（1631年）閏十一月，一系列針對周延儒的彈劾潮起，包括陝西道御史余應桂、戶科給事中馮元飆在內的多位言官，紛紛揭露周延儒的貪腐和專橫。儘管崇禎帝對周延儒進行了庇護，但吳橋兵變的發生，讓周延儒被指責為禍首，輿論壓力進一步加大。

    溫體仁通過其控制的吏部尚書閔洪學，將過錯推卸給周延儒，使得朝中官員紛紛轉向溫體仁。周延儒的親信開始反擊，尤其是兵部員外郎華允誠，直接指控溫體仁與閔洪學勾結，排除異己。崇禎帝採取了平衡措施，既處罰了華允誠，又批准閔洪學休假，同時對周延儒和溫體仁的避世做法表示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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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周延儒與溫體仁的爭鬥升級，雙方互有攻訐。周延儒利用親信陳於泰攻擊溫體仁，而溫體仁則唆使宣府太監王坤彈劾陳於泰，進而牽扯到周延儒。周延儒被迫自請辭職，但被崇禎帝挽留。然而，當刑科都給事中陳贊化揭露周延儒招權納賄，尤其是對原內閣首輔李標說可以影響崇禎帝旨意，稱崇禎帝為「羲皇上人」時，周延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崇禎帝對此事極為重視，追問詳情。在無可抵賴的情況下，周延儒於崇禎六年（1633年）六月被迫辭職，回到了家鄉宜興。周延儒試圖通過推薦他人來制約溫體仁，但最終未能成功，溫體仁順利接替他成為內閣首輔，標誌著周溫傾軋的階段性勝利，也昭示了周延儒政治生涯的重大轉折。

    四、再任首輔

    周延儒的再次復出，是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彼時的明朝已陷入內外交困的局面。內有農民起義的烽火蔓延，外有滿清的虎視眈眈，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溫體仁倒台後，其親信張至發、薛國觀相繼接任首輔，但局勢並未好轉。復社成員吳昌時，作為周延儒的門生，與復社領袖張溥聯手，耗費巨資結交崇禎帝身邊的宦官，如曹化淳、王裕民、王之心等，意圖推動周延儒重返政壇。與此同時，崇禎帝也有意再次起用這位曾被罷黜的首輔。

    九月十二日，周延儒與賀逢聖一同進京，次日便得到崇禎帝的召見，隨即官復原職，出任內閣首輔。在赴京途中，周延儒曾對門生楊士聰坦言，自己深知復出必致禍，但出於責任與使命，他不敢不來。這番話語，既透露了周延儒內心的憂慮，也反映了他對國家大事的擔當。

    周延儒復出後，迅速著手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釋放漕糧白糧欠戶、減免積年拖欠賦稅、減輕兵災歲荒地區的田賦負擔、寬宥輕罪犯人、恢復被錯誤處分的舉人資格、增加取士名額、召回因直言而遭貶的官員等。崇禎帝對這些政策全盤接受，並賜宴為其洗塵，顯示出對周延儒的高度信任與期待。

    在施政過程中，周延儒確實展現出了賢相之風，提拔了不少有聲望的士大夫，取得了一定的政績，贏得了朝廷內外的讚譽。崇禎帝對周延儒的倚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僅尊稱其為「元輔」「先生」，而且頻繁賜坐、賜膳，對周延儒的奏摺幾乎當日批覆，即便偶有延遲，也會附上解釋，並表達出對周延儒如同左右手般重要性的深切感受。

    崇禎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崇禎帝在皇極殿的隆重儀式後，特意召見閣臣，以師席之禮待之，表達了對閣臣，尤其是周延儒的厚望，期望在他們的輔佐下實現天下治平。周延儒對此卻顯得憂心忡忡，他意識到皇帝的期望越高，未來的責任和可能的責備也將越重。

    五、欺君誤國

    周延儒的晚年政治生涯，因一系列決策失誤和行為失當，最終導致了其政治生命的終結。在明朝內外交困的背景下，周延儒再次被委以重任，但其表現卻遠未達到崇禎帝和民眾的期望，反而加速了其政治生涯的崩潰。

    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面對清軍的再次入侵，周延儒作為內閣首輔，未能提出有效對策，而是選擇了一個看似迷信的手段，希望通過宗教儀式來抵禦外敵，這一行為不僅未能挽回頹勢，反而暴露了其無力應對現實挑戰的困境。當崇禎帝詢問其關於與清和談的意見時，周延儒的沉默不語，更是讓皇帝對其失去了信心，預示著其政治地位的下滑。

    隨著清軍的深入，周延儒被委任督師，負責阻擊清軍。然而，他的行動卻充斥著敷衍與虛偽。在接到命令後，周延儒雖迅速出征，但在戰場上的表現卻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他不僅未親自指揮戰鬥，反而在後方享受盛宴，與將領們沉溺於酒色之中，完全置國家安危於不顧。周延儒及其隨行官員還不斷地向朝廷上報虛假的勝利消息，謊稱連戰皆捷，這一系列行為極大地誤導了崇禎帝，也損害了明軍的士氣和戰鬥力。

    更為嚴重的是，周延儒在督師期間的腐敗行為，如收取賄賂為將領敘功，進一步惡化了軍中的紀律，加劇了軍隊的渙散。當崇禎帝得知真相後，對周延儒的憤怒達到了頂點。儘管最初崇禎帝對周延儒仍有幾分寬容，允許其體面地退休，但周延儒的行為已觸及了皇帝的底線，也觸怒了朝野的公憤。

    周延儒的最終結局，不僅是個人悲劇的體現，也是晚明政治腐敗和統治階層無能的象徵。他的失敗，反映了明朝末年中央政府的軟弱無力，以及面對內外危機時的束手無策。周延儒的故事，是對後人的一次警醒，提醒著每一個執政者，權力的行使必須謹慎，否則不僅會危害國家，也會毀滅個人。

    六、獲罪賜死

    周延儒的政治生命，在一系列的指控和審判中走向終結。崇禎帝對周延儒的不滿與日俱增，特別是當清軍第六次入侵，周延儒督師無功，加之後續的腐敗指控，使得皇帝對這位曾經倚重的首輔徹底失望。周延儒被召回京城後，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嚴峻形勢，各種攻訐紛至沓來，揭露其種種不法行為，包括通過幕客招權納賄、與內侍勾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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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演祚的揭發尤為關鍵，他不僅揭露了周延儒的親信范志完的罪行，還將矛頭直接指向周延儒本人。隨後，周延儒的義子吳昌時也被指控竊權納賄，與內侍勾結，這觸及了崇禎帝最敏感的神經。在審訊吳昌時的過程中，崇禎帝親自介入，最終將吳昌時處決，顯示了他對腐敗行為的零容忍態度。

    周延儒在被召回京城的路上，已經預感到自己的命運，甚至焚燒了藏寶的樓閣，似乎在清算自己的過去。抵達京城後，他被安置在寺廟內，處於嚴密監控之下。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周延儒上書請求戍邊，試圖以實際行動贖罪，但未獲回應。

    最終，三法司對周延儒的判決為充軍終身，但崇禎帝推翻了這一判決，親自下旨將其賜死。周延儒的死亡過程充滿了戲劇性，當聽到「姑念首輔一品大臣」時，他還抱有一絲僥倖，但隨後的賜死旨意讓他徹底絕望。在錦衣衛的監督下，周延儒被勒令自裁，死前留下了一首絕命詩，表達了對皇恩的感激和對自己命運的無奈。

    七、結語

    周延儒的一生，是才華與腐敗、忠誠與背叛的交織。儘管他在政治上有過輝煌的時刻，但最終還是因其個人的貪婪與不忠，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清修《明史》將其列入「奸臣傳」，這一評價反映了後世對其行為的嚴厲批評，也警示後人權力背後的責任與道德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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