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194章 鐵齒銅牙紀曉嵐

    一、早年求學

    紀昀，字曉嵐，是清代著名的文學家、學者，也是《四庫全書》的總纂官。他出生於一個有著深厚文化背景的家庭，父親紀容舒不僅是一位官員，同時也是一位對學問有深刻見解的人。紀昀的成長環境充滿了濃厚的學術氛圍，這對他日後成為一位博學多才的文人學者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紀昀出生於1724年的河間府獻縣，此時正值清朝雍正年間。由於家庭的影響，紀昀從小就接觸到了大量的古典文獻，並且展現出了非凡的記憶力和理解能力。他的父親紀容舒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對紀昀的學習要求極為嚴格，這種嚴格的教育方式使得紀昀在年少時期就能夠廣泛涉獵各種 知 識 ，為將來成為一位學識淵博的文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紀昀十歲那年，即1734年，他的父親因為職務調動，從一個地方官員成為了戶部的一名官員，於是全家遷往了京城北京。這次搬家對於紀昀來說是一個轉折點，他得以進入當時京城內有名的私塾——雲精舍就讀。雲精舍不僅是當時京城中一流的私塾，更是匯聚了眾多知名學者的地方。在這裡，紀昀有機會接觸到更多優秀的教師和同齡學子，與他們交流學問，共同進步。

    除了在雲精舍的學習外，紀昀還受到了父親友人如方苞、陳兆岑、戴亭等人的指導。這些人在當時的文壇都有一定的地位，他們的言傳身教無疑加深了紀昀對於文學藝術的理解，同時也為他打開了通往更廣闊學術世界的大門。

    二、青年入仕

    紀昀的青年時期是他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時期的經歷為他後來的輝煌成就奠定了基礎。在經過幾年的學習後，紀昀於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回到了家鄉，參加童子試，並憑藉出色的表現獲得了「神童」的美譽。然而，儘管他在童子試中表現出色，但在隨後的科試中並未能一帆風順。四年後，他雖然進入了河間郡庠繼續深造，但卻在鄉試中遭遇了挫折，未能如願中榜。

    面對這樣的打擊，紀昀並沒有放棄，而是選擇了閉門苦讀，決心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命運。經過不懈的努力，紀昀終於在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的鄉試中大放異彩，他所寫的詩作以其詞采華美、才情橫溢贏得了主考官阿克敦和劉統勛的高度讚揚，從而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中解元，獲得了前往京城參加會試的機會。然而，這次會試的結果並不理想，紀昀未能如願成為進士。

    儘管如此，紀昀並未因此灰心喪氣，反而更加堅定了自己追求學術和仕途的決心。七年後，即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他再次參加了會試，並取得了第二十二名的好成績，隨後在殿試中榮獲二甲第四名，成功地成為了一名庶吉士。成為庶吉士意味著紀昀正式踏入了清朝的官僚體系之中，這是他仕途生涯的重要起點。

    作為庶吉士，紀昀被選入翰林院，開始了他的學術與政務生涯。翰林院是中國古代最為重要的文化機構之一，聚集了眾多才智出眾的學者，這裡不僅是一個培養未來官員的地方，也是一個進行學術研究和創作的平台。在翰林院期間，紀昀刻苦鑽研，積極進取，很快就在同僚中脫穎而出。

    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與歷練，紀昀在翰林院的散館考試中表現優異，最終被授予了翰林院編修的職位。此後，他又逐漸升遷至左春坊左庶子的位置，負責記注、撰文等重要工作。

    三、為官經歷

    紀昀在進入翰林院後，很快就因其卓越的才思和深厚的學識引起了乾隆帝的注意。乾隆帝本人不僅是一個熱愛文學的皇帝，而且非常重視文化事業的發展。紀昀能夠得到乾隆帝的賞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不僅擁有超群的文學才能，還能深刻理解皇帝的文化追求，並能夠及時地作出恰到好處的回應。隨著紀昀在宮廷中的名聲漸長，他逐漸成為了乾隆帝身邊不可或缺的文化顧問之一。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秋天，紀昀得到了一個重要的任務——纂修《熱河志》。這項工作不僅需要紮實的歷史知識，還需要細緻入微的觀察力和文字功底。通過這次纂修任務，紀昀不僅展示了自己在編纂方面的才能，也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在乾隆帝心中的地位。同年，他還隨乾隆帝出巡承德，期間紀昀不僅積極參與吟詩作對，還為乾隆帝提供了許多關於地方治理和文化建設的意見建議。

    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紀昀的職業生涯又邁上了新的台階。這一年，他被任命為主考官，主持山西省的鄉試。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需要高度的責任感和公正性，紀昀憑藉其正直的品格和專業的素養，圓滿完成了任務。隨後，他又擔任了會試同考官以及順天鄉試同考官等職務，這些都是對他在文化領域貢獻的認可。

    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紀昀被委任為國史館總纂，這意味著他將在記錄國家歷史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在這之後，他又晉升為侍讀、左春坊左庶子等職，這些職務不僅體現了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也表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正在逐漸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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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紀昀的職業生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這一年，他被授予了貴州都勻府知府的職務，同時乾隆帝還特別賜予他四品之銜，並允許他繼續擔任左庶子的職位。這表明紀昀不僅在學術上有很高的成就，在實際行政管理方面也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不久之後，他又被提升為翰林院侍讀學士

    紀昀一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發生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這一年，他因牽涉到一起貪污案件而遭到了貶謫。事情的起因是他的長女嫁給了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的孫子盧蔭文。盧見曾在任職期間涉及貪污受賄，當乾隆帝得知此消息後，立即下令徹查所有涉案官員，並命令將盧見曾的家產全部查封充公。

    得知盧家即將面臨災難的消息後，出於親情的考慮，紀昀秘密傳遞信息給盧家，提醒他們儘快轉移財產。盧家接到消息後迅速行動，將家中的財物轉移藏匿起來，導致前來查抄的官員一無所獲。然而，紙包不住火，東閣大學士劉統勛等人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了紀昀的行為，並將實情上報給了乾隆帝。

    乾隆帝得知此事後，對紀昀的處理十分嚴厲。他先是剝奪了紀昀的所有官職，隨後將其貶至邊遠的新疆烏魯木齊，擔任戍所印務章京。這一決定不僅是對紀昀個人行為的懲罰，也反映了乾隆帝對於官員廉潔自律的要求及其對法律尊嚴的維護。

    在烏魯木齊期間，紀昀主要負責整理案牘、撰寫文書等工作。這段時間雖然對紀昀來說是一段艱難的時期，但也為他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自我、反思過往的機會。身處邊疆，紀昀開始關注當地的風土人情，他利用閒暇時間，記錄下了許多關於烏魯木齊的詩篇，這些作品後來被集結成《烏魯木齊雜詩》。這部作品不僅反映了紀昀對於自然景觀和人文風情的細膩觀察，也體現了他在逆境中仍然保持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

    大約兩年後，即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乾隆帝考慮到紀昀在烏魯木齊的工作表現以及他過去對國家文化的貢獻，最終赦免了紀昀，並命令他返回京城，恢復原有的官職。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六月，紀昀結束了在新疆的外放生活，重返京師。當時，乾隆帝正在熱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紀昀得知後，便前往密雲（今北京市密雲區）迎接聖駕。乾隆帝在熱河期間，恰逢土爾扈特部從遙遠的伏爾加河流域歷經千辛萬苦回歸祖國。乾隆帝對此深感欣慰，便命紀昀以此為題材作詩。紀昀所作之詩文辭優美，情感真摯，深得乾隆帝的讚賞。基於此次出色的文學表現，紀昀被授予了翰林院編修的職位。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乾隆帝為了彰顯自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決定編纂一部全面總結中國古代文化的大型叢書。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旨在收集整理歷代文獻，傳承中華文明，同時也樹立乾隆帝「文治武功」全盛的形象。為此，乾隆帝下令在翰林院內成立了《四庫全書》館，著手編纂《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由眾多學者參與，其中紀昀在東閣大學士劉統勛的推薦下，與郎中陸錫熊一同被任命為總纂。這一職位意味著紀昀將承擔起組織整個編纂工作的重任，包括確定編纂方針、協調各方面的關係、審定書稿等。紀昀在編纂過程中展現了卓越的組織能力和深厚的學術功底，確保了《四庫全書》編纂工作的順利進行。

    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紀昀和陸錫熊的工作至關重要，他們不僅要負責篩選和整理龐大的文獻資料，還要確保每一步驟都能得到乾隆帝的認可。這一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主要步驟。

    首先是根據纂修官們提出的應刊刻、應抄錄等意見，對原書進行細緻的檢查和評估，以決定哪些書籍應該被納入《四庫全書》之中。這一階段的工作要求總纂官們必須具有深厚的學識和判斷力，以便準確地區分哪些作品具有保存價值，哪些則可以排除在外。

    接下來，紀昀和陸錫熊需要將初步篩選後的書籍列表提交給乾隆帝，由皇帝親自審閱並做出最終的決定。這一環節凸顯了乾隆帝對文化事業的高度重視，同時也表明了他對《四庫全書》編纂工作的直接干預。只有得到乾隆帝首肯的書籍才能被正式收錄。

    最後一步則是對入選書籍的提要進行修訂和完善，將它們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整理，最終形成《四庫全書總目》。這項工作要求總纂官們不僅要熟悉每一本書的內容，還要能夠清晰地概括其要點，以便讀者能夠快速了解書籍的基本信息。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月，經過多年的辛勤工作，《四庫全書》的第一份副本終於完成。紀昀為此撰寫了《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恭進表》，這份文書充分表達了編纂團隊的心血和對乾隆帝支持的感激之情。乾隆帝看完這份恭進表後非常滿意，決定將其收錄在《四庫全書》的卷首，作為對編纂團隊努力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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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紀昀的仕途也不斷上升。乾隆帝對紀昀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並逐步提升了他的職位。起初，乾隆帝將紀昀提拔為侍讀學士，後又將其調任為侍講學士。到了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紀昀被進一步提拔為詹事府詹事，隨即又被迅速提拔為內閣學士，兼任禮部侍郎。

    四、晚年

    紀昀的晚年不僅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豐收期，也是他致力於培養選拔人才的重要時期。在他擔任高級官員的同時，紀昀多次擔任會試副考官、殿試讀卷官等重要職務，這些職位使他能夠直接影響到國家未來官員的選擇和培養。紀昀不僅注重選拔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還積極倡導改革科舉制度，他曾上奏請求在鄉試中採用《左氏春秋傳》為主要參考，同時參照《公羊春秋傳》和《穀梁春秋傳》，並建議廢棄胡安國春秋傳。這一提議反映了紀昀希望科舉制度能夠更好地反映時代需求，並促進學術的健康發展。

    在晚年，紀昀依然活躍在政治舞台中央。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乾隆帝第五次南巡，紀昀陪同隨行，這不僅是對紀昀個人能力的信任，也是對他多年來勤勉工作的認可。到了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當乾隆帝慶祝自己八十大壽之際，前往熱河避暑，紀昀再次陪伴在側。為了表彰紀昀的貢獻，乾隆帝將他晉升為兵部侍郎，並在隨後的時間裡進一步提拔為禮部尚書，同時還授予他太子太保、國子監監事、協辦大學士等頭銜。這一系列的榮譽不僅象徵著紀昀在朝堂上的地位，也體現了乾隆帝對他的高度評價。

    紀昀晚年享受到了許多特殊的待遇，其中之一就是在紫禁城內騎馬的權利，這是一項極高的榮譽，通常只授予那些最受尊重和信任的官員。這一特權不僅體現了紀昀的地位，也反映了他在朝野內外廣受尊敬的事實。

    清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二月，紀昀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二歲。嘉慶帝對紀昀的逝世感到非常悲痛，並追贈他「文達」的諡號，這是對紀昀一生學術成就和道德操守的高度肯定。

    結語

    紀昀的一生，是智慧與坎坷交織的傳奇。他以其非凡的才情和卓越的學術貢獻，在清朝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無論是編纂《四庫全書》的輝煌成就，還是創作《閱微草堂筆記》的文學造詣，都展現了他作為一位文化巨匠的獨特魅力和深遠影響。儘管他的成就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爭議，但這並不影響他在歷史長河中的璀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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