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322章 劉永福：民族英雄的傳奇一生

    一、出身貧寒

    劉永福的家族歷史可以追溯到明朝，其十二世祖劉千一是明代的一名貢生，最初居住在福建汀州府上杭縣。到了明朝弘治年間，劉千一帶著家人遷移到了廣西白州衙前村（今廣西博白縣東平鎮富新村），開始務農為生。隨著時間的推移，劉家逐漸在廣西紮根，直到劉永福的父親劉以來和他的弟弟劉以定決定離開祖輩生活的土地，前往廣東欽州防城司屬古森峒小峰鄉（今廣西防城港市），在那裡建立了新的家園。

    兄弟倆通過勤勞耕種以及做一些小本生意，家境有所改善，建起了泥磚房，並且有了足夠的積蓄娶妻生子。劉以來在四十歲的時候迎娶了鄰居陳氏，她是一位再醮婦，帶著前夫的兒子李保哥。在道光十七年九月十一日（1837年10月10日），陳氏生下了劉永福，也就是劉建業，由於他在家中排行第二（包括繼母帶來的兒子），所以也被稱為劉二或者劉義。

    然而，好景不長，劉以定染上了賭博的習慣，導致家境迅速惡化。為了生存，劉以來和陳氏不得不做出改變，劉以來轉向了經營香菇生意，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維持家庭開支。但即便如此，全家人的生活依然艱難。由於連續的土地歉收，劉以來決定放棄耕種，轉而從事香菇的加工與銷售，而陳氏則通過接生和其他一些傳統方式賺取額外收入。然而，這些努力並未能顯著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

    在劉永福八歲那年，由於香菇生意越來越難以為繼，劉以來聽從了在廣西上思州平福新圩的堂兄建議，變賣家產，帶著全家遷至上思州平福新圩。幾年之後，他們又搬到了平福河對面的遷隆峒定居。在那裡，劉永福開始幫助家庭謀生，他在平福河上當船工，同時在家裡練習武藝。

    不幸的是，從咸豐三年（1853年）開始，一系列的家庭悲劇接踵而至。劉永福的母親、父親以及前來投奔的叔叔劉以定相繼去世。為了償還父母生前的債務，劉永福和他的兄弟們不得不賣掉家中的財物。失去了親人的劉永福，只能投奔父親的朋友陸二叔家。在這段時間裡，劉永福曾經到越南芒街打工，之後又回到高鳳村，從事打獵或者當船師的工作，以此來維持基本的生活。

    二、反清入越

    咸豐七年（1857年），正值太平天國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兩廣地區的反清情緒也隨之高漲。為了生存，劉永福兄弟加入了欽州那良人鄭三領導的起義軍。然而，李保哥不久後去世，劉永福的直系親屬也都相繼離世，這使得他更加孤身一人地面對未來的挑戰。在鄭三軍中服役期間，劉永福並沒有與清軍正面交鋒，反而在一次與其他起義軍火併的事件中身受重傷，險些喪命。

    咸豐十年（1860年），劉永福決定離開鄭三，轉而投奔了另一位農民軍首領吳二。但由於待遇不佳，他又很快改投了王士林。在王士林的部隊中，劉永福經歷了五年的服役期。起初，每位士兵每天還能得到一斤大米和20文錢的供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供給逐漸減少，到了最後，士兵們甚至面臨食物短缺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劉永福於同治四年（1865年）再次改投黃思宏的部隊。然而，黃思宏不久便離開了軍隊，士兵們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每天只能領取18文錢，甚至連基本的食物保障都無法滿足。

    在這樣的困境之下，劉永福於同治五年（1866年）率領願意追隨他的200多名士兵，投奔了當時廣西南部最大的反清勢力——延陵國領袖吳鯤（又稱吳阿忠、吳亞終）。吳鯤給予了劉永福及其部下必要的支持，允許劉永福指揮自己帶來的士兵，並提供糧食和金錢。劉永福在歸順州（今廣西靖西）的安德北帝廟建立了黑旗軍，並因其在戰場上的優異表現，被吳鯤委任為左翼先鋒。

    然而，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吳鯤在與清軍的交鋒中受傷，其勢力大幅削弱。意識到繼續留在吳鯤麾下已無前途，劉永福決心另闢蹊徑。他在自己的住處設壇，與部下歃血為盟，誓要共赴國難，並用劍毀掉了吳鯤所授予的左翼先鋒印鑑。此時，黑旗軍的核心成員包括潘哥招、鄧阿英、陸滿金等二十多人，他們之間關係緊密，彼此信任。

    鑑於越南北部局勢動盪，阮朝政府無力控制局面，劉永福決定率部300餘人進入越南，希望能夠藉此機會發展自己的勢力。他們首先到達了由鄧志雄、梁俊秀等人占據的蘇街大墟。雖然部下農秀業建議趁機消滅鄧志雄和梁俊秀，但劉永福並未採納此建議。相反，他選擇向越南阮朝政府表明立場，最終被任命為宣光團勇頭目

    三、雄踞保勝

    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劉永福率部進駐六安州，並與盤文義的白旗軍發生衝突。儘管劉永福僅率領300餘人，而盤文義的兵力超過一萬，但他憑藉當地民眾的支持和巧妙布置的竹籤陣，最終戰勝了盤文義。利用對方軍心不穩的機會，劉永福設計刺殺了盤文義，並將其首級及部下偽官的首級送交阮朝官府，因此獲得了越王阮福時的認可，被升為百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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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劉永福並不滿足於僅僅控制六安州這個狹小的地盤。他認為要想進一步發展，需要占領更重要的戰略地點。於是，他將目光投向了毗鄰雲南的商業重鎮保勝。當時保勝由中國人何均昌占據，並設立關卡徵收稅費，阮朝政府對此無能為力。劉永福擊敗了何均昌，並在何均昌請求黃旗軍首領黃崇英支援時，採取了外交手段，暫時避免了與黃崇英直接衝突。

    到了同治八年（1869年），劉永福與黃崇英之間的矛盾升級，最終爆發了直接對抗。劉永福先發制人，於同年四月在保勝與黃崇英交戰，並於五月擊敗了黃崇英，成功入駐保勝。當時，清軍將領馮子材正率部進入越南圍剿吳鯤，阮朝政府擔心劉永福長期駐紮保勝，會影響其利益，因此請求馮子材將劉永福帶回中國或加以剿滅，但馮子材未予理會。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黃崇英乘馮子材撤軍之機捲土重來，阮朝官軍無力抵擋，劉永福再次向阮朝請求圍剿黃崇英。越王阮福時指示，可以利用劉永福的力量來對付黃崇英，但要小心控制，以免劉永福勢力過大難以駕馭。劉永福隨即與馮子材合作，派遣精兵與清軍會合，共同討伐黃崇英。在劉永福的支持下，馮子材攻下了黃崇英的據點河陽，並給予劉永福四品藍翎功牌作為獎勵。

    與此同時，劉永福親自率領黑旗軍主力在興化省一帶與黃崇英作戰，並在龍魯之戰中將黃崇英擊傷。隨著劉永福在越南北部站穩腳跟，越來越多的廣西農民軍部隊前來投奔，其中包括楊著恩、吳鳳典、黃守忠等部，尤其是黃守忠的加入，使黑旗軍從最初的幾百人迅速擴張到兩千多人，成為越南北部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劉永福因擊敗黃旗軍、收復湖寧、立石兩縣的功績，被阮朝政府任命為興化保勝防禦使。儘管劉永福獲得了越南官方身份，但他仍然保留著清朝的裝扮習慣，只在必要時才會穿戴越南官服。

    四、抗法剿匪

    劉永福崛起之時，正值越南內外交困，內有動亂頻發，外有法國殖民者的威脅。同治十二年（1873年），法國為了打通紅河至雲南的航道，派遣海軍上尉安鄴率軍入侵越南北圻，攻占了重要城市河內。越南守臣阮知方殉國，越南北圻統督黃佐炎調遣劉永福率黑旗軍前往抵禦法軍。劉永福接到命令後，立即率軍兼程南下，抵達距離河內城十里外的羅城，與越南官兵協同作戰。劉永福負責衝鋒陷陣，而越南官兵則承擔後勤支持工作。十一月初二日（12月21日），黑旗軍誘敵深入，在紙橋設伏，成功擊斃安鄴及其部分隨行人員。儘管這場勝利對劉永福而言意義重大，但越南朝廷對這次行動的評價不高，認為並非堂堂正正的戰鬥，只是擢升劉永福為副領兵官。

    儘管如此，劉永福在越南的地位並未因此受到影響，他繼續履行剿匪的任務，黑旗軍也成為了越南剿匪行動中的主力軍。同治十三年（1874年），劉永福因為在興化等地圍剿黃崇英的功勞，被阮朝提升為正領兵官，並允許黑旗軍在保勝設立關卡徵稅，所得稅款用於補充軍需，黑旗軍的規模也擴大到了三千人左右。同年十月，越南朝廷調動四路大軍進剿黃崇英，劉永福被任命為三宣副提督，負責督率這四路大軍。光緒元年（1875年），黃崇英在芳渡社被清越聯軍俘虜並處決，事後，清政府賞賜劉永福四品頂戴。

    黃崇英被剿滅後，越南政府擔憂劉永福會阻礙法國船隻通航雲南，進而影響法越關係，多次嘗試將劉永福調離保勝，但均未成功。劉永福也不願意繼續受越南政府的指揮，他曾向滇桂兩省的地方官員請求允許回國謀生，表示寧願在中國擔任較低級別的職務，也不願在越南擔任高位。然而，這些請求都沒有得到批准。

    在此期間，黃崇英的殘部分散在越南北部山區繼續活動，越南官軍無力剿滅，只能依賴黑旗軍和清軍的力量。因此，劉永福得以繼續以保勝為基地發展自己的勢力。光緒四年（1878年）冬季，發生了清軍將領李揚才叛逃越南的事件。劉永福協助剿滅叛軍有功，於次年二月被越南政府正式授予三宣副提督的職位，並被封為英勇將軍。此後，劉永福仍然在越南北部跟隨越南官軍進行剿匪行動，但始終未能徹底清除殘餘勢力。

    光緒七年（1881年），法國開始計劃全面征服越南北圻，打通紅河航道，並將越南變為正式的保護國。這一舉動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關注。中國駐法公使曾紀澤及時將法國即將用兵的消息報告給了清政府，促使清廷要求相關督撫大員提出應對策略。廣西巡撫慶裕、兩廣總督張樹聲、雲貴總督劉長佑、雲南巡撫杜瑞聯等官員紛紛建議聯絡劉永福，利用其在當地的力量對抗法國侵略。然而，清廷中樞對劉永福的態度較為保守，擔心過於公開的支持會引起法國的強烈反彈，因此對於這些提議反應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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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間，法國商人和軍人多次嘗試進入保勝地區，但均被劉永福的黑旗軍所阻止。法國政府對此非常不滿，並在同年十一月正式照會越南政府，要求越南驅逐劉永福，否則將自行處理。在與法國關係日益緊張的情況下，劉永福向越南阮朝提出了回國為父母掃墓的請求。此前他曾多次提出類似請求，但均未獲准。這一次，阮朝看到劉永福去意堅決，便批准了他為期五個月的假期。劉永福於光緒八年（1882年）正月二十一日回到了闊別二十多年的故鄉，受到了當地鄉親的熱情歡迎。

    實際上，劉永福此次回國的真實目的是尋求清朝的支持。他與廣西左江道周星譽所派的宣化典史王敬邦進行了會談，請求清朝粵、滇、桂三省出兵兩萬，支援越南抗法。然而，在等待清廷回復的過程中，劉永福從諒山巡撫梁輝懿所派使者口中得知了法國海軍中校李威利（李維業）率軍逼近河內的消息。為了應對這一緊急情況，劉永福立刻返回越南。

    三月初八日，河內失守，越南守臣黃耀自盡殉國。黃佐炎緊急調劉永福前來禦敵，劉永福於三月十九日抵達越南山西，並於四月初一日在此地舉行祭旗儀式，準備出征。由於法國深陷埃及危機，李威利同意暫時撤出河內，越南朝廷隨即命令各軍停止行動，並要求劉永福撤退，以便與法國談判。在黃佐炎的勸說下，劉永福於五月初率部返回保勝，並部署了各路兵馬，以防備可能的法國進攻。

    在此期間，劉永福不斷向劉長佑、黃桂蘭等滇桂軍政官員求援，這些官員雖然口頭承諾「暗助」，但實際上提供的支持有限。唯一的一次實質性援助來自雲南布政使唐炯，他在九月與劉永福會面，並一次性撥付了一萬兩餉銀。面對越南朝廷的壓力、清朝缺乏實質性的援助以及法國的持續威脅，劉永福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

    五、鏖戰越北

    在劉永福最為孤立無助的時候，清朝官員唐景崧主動請求入越，希望說服劉永福重新振作，繼續支持越南抵抗法國的侵略。唐景崧首先前往越南首都富春（順化），與阮朝高官會面，確認了越南朝廷對抗法的決心不足以及對劉永福的猜忌態度。在光緒八年（1882年）年底，唐景崧向清廷提交奏摺，強調應該給劉永福提供軍火和餉銀的支持。

    光緒九年（1883年），在唐景崧準備入越與劉永福會面之際，越北局勢急劇惡化。法國新上台的茹費理內閣決心加速征服越南北圻的進程，李威利於二月十八日占領了南定省城。越南國王阮福時轉而傾向於抗法，並命令黃佐炎積極備戰，黃佐炎隨即要求劉永福出兵。但由於去年抗法時被越南朝廷阻撓的經歷，劉永福對阮朝的信任度降低，對黃佐炎的六次徵召均未回應。

    在這種背景下，劉永福與唐景崧於三月初八日在越南山西會面。唐景崧在第二天向劉永福提出了三種策略：上策是稱王于越北（一說並無此策）、中策是進軍河內、下策是固守保勝。經過幾天的思考，劉永福在三月十三日與唐景崧再次會面時選擇了中策。三月十九日，劉永福在山西再次舉行祭旗儀式，率軍向河內進發。由於李威利的兵力有限，無論劉永福如何挑釁，李威利均不出城應戰，而是等待法國援軍的到來。

    劉永福幾次嘗試攻占河內未果，於是在四月初九日派黃守忠、吳鳳典、楊著恩帶領四百人夜襲河內郊外的教堂，但被法軍擊退。李威利對此感到顏面盡失，於四月十三日率四百餘人出城追剿黑旗軍。劉永福通過城內間諜得知這一消息，並由部將楊著恩在紙橋設伏。雖然法軍人數眾多且裝備精良，但仍中伏，黑旗軍在激戰中取勝，追過了紙橋。此役中，法軍損失慘重，包括李威利在內的32名法軍陣亡，52名受傷，黑旗軍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越南阮朝為了表彰劉永福的功績，晉升他為三宣提督，並賜予正二品冠服，後又封為一等義良男。

    然而，清廷受到李鴻章等主和派的影響，僅增強了駐越清軍的力量，但並未積極支持劉永福的抗法行動。因此，劉永福未能乘勝追擊，收復河內。只有唐景崧願意與他並肩作戰。

    與此同時，法國採取了雙線作戰的策略，一方面由孤拔率領七艘艦艇和一千名士兵攻擊越南首都順化，另一方面由波滑率領兩千名士兵進攻黑旗軍防守的北圻據點。前者由於越南國力薄弱及政局動盪而迅速得逞，並簽署了第一次順化條約，將越南變成法國的保護國；後者則遭遇了劉永福和唐景崧的頑強抵抗。七月十三日，波滑進攻劉永福在懷德府的駐地，但被擊退。兩天後，洪水沖毀了黑旗軍的駐地，迫使他們撤退到丹鳳縣。七月二十九日，波滑再次進攻丹鳳，但由於洪水的影響和黑旗軍的頑強抵抗，法軍在相持三天後被迫撤回河內。

    此後，劉永福將駐地移至地勢較高的青威縣，準備伺機收復河內。然而，當得知法軍控制順化的消息後，越南政府命令北圻諸臣停止抗法，並停止向黑旗軍發放餉銀。聲援劉永福的駐越清軍在得知越南投降的消息後也開始撤退，其中滇軍撤至興化，桂軍撤至北寧。黑旗軍被迫退守山西，僅由雲南每月提供五千兩餉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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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間，唐景崧再次建議劉永福割據北圻稱王，但遭到了劉永福的拒絕。劉永福認為山西難以防守，打算退守保勝。唐景崧於是指使黃守忠向劉永福爭取死守山西，最終劉永福決定堅守山西。

    光緒九年（1883年）九月，中法談判因法國強迫中國承認《甲戌和約》而陷入僵局，清政府決定對法採取強硬政策。九月二十二日，清廷下旨撥給劉永福、唐景崧十萬兩餉銀，公開支持他們的抗法事業。劉永福隨即派遣人員回國招募了1000名新兵，而唐景崧也請來了滇軍三營共1000人來守衛山西。

    此時，法國派遣孤拔率領6000人的海陸大軍及各種先進武器北上，直撲山西。儘管劉永福和唐景崧聯合了滇軍、桂軍和黑旗軍共計6000人，但由於其中有1000名新兵，且裝備相對落後，大部分使用舊式的前膛槍、抬槍等，大炮也是笨重的鐵炮，遠不如法軍精良。

    十一月十四日，中法戰爭的第一場大戰——山西之戰爆發。劉永福率領的軍隊經過三天的激烈戰鬥，雖然暫時抵擋住了法軍的攻勢，但他意識到憑現有的兵力和軍火難以堅守山西，於是留下部分黑旗軍繼續守衛，自己則率主力撤退。十一月二十日，黑旗軍與清軍退至興化。不久之後，岑毓英率領20營滇軍前來支援，使剛剛遭受挫敗的黑旗軍與清軍穩住了陣腳。

    光緒十年（1884年）正月，劉永福向法軍新任司令米樂下戰書，米樂表面上同意二月初二日開戰，但實際上卻轉移目標進攻桂軍駐守的北寧。桂軍向滇軍求救，岑毓英派唐景崧和劉永福帶領12營共4000人從興化馳援北寧，並於二月初五日駐紮在北寧省城外七里的安豐縣。二月初八日，廣西巡撫徐延旭指示劉永福進攻嘉林的法軍，劉永福與唐景崧入北寧與兩位桂軍將領趙沃、黃桂蘭商議作戰計劃，但四人意見不合，未能達成一致。由於安豐縣缺乏糧食供應，劉永福將黑旗軍轉移至北寧城外。

    二月十五日，北寧之戰爆發，兩萬桂軍一觸即潰，黑旗軍也因兵力不足而敗退。劉永福先是隨桂軍退守太原，但二月二十五日法軍不戰而取太原，桂軍退至諒山一帶，劉永福則逃回興化，手下兵力只剩下3700餘人。三月中旬，劉永福隨滇軍撤出興化，並率吳鳳典等部駐守文盤州、大灘，分黃守忠所部駐守宣光。五月，宣光也被法軍占領。

    在這一時期，清廷內部存在分歧，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主張放棄甚至除掉劉永福和黑旗軍，而主戰派如張之洞、張佩綸等則力主援助劉永福抗法。最終，清廷中樞採納了主戰派的意見，並在觀音橋事件和馬尾海戰後繼續與法軍作戰。光緒十年（1884年）七月初六日，清廷正式對法宣戰，授予劉永福記名提督之官銜，並賞戴花翎，命其驅逐法軍，恢復越南。九月，清廷加恩賞銀五萬餘兩，並對黑旗軍將領予以封賞。

    在此之前，八月中旬，劉永福的黑旗軍與滇軍共6000人已經包圍了宣光，並不斷與法國援軍交戰。十月，唐景崧奉兩廣總督張之洞之命，率麾下景軍四營前來援助攻城；十一月，丁槐率3000滇軍增援宣光，並決定由劉永福率黑旗軍在左育打援，唐景崧和丁槐負責攻打宣光城。清軍六次攻打宣光均未成功，而法軍在擊潰東線潘鼎新所率桂軍、奪取諒山後，派3000至4000人向西增援宣光。

    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六、十七日，黑旗軍與法軍在左育激戰，黑旗軍潰敗，法軍也付出了傷亡400多人的代價，這是黑旗軍與法軍作戰中殺傷最多的一次。劉永福與黃守忠之間早有矛盾，左育之戰後，劉永福認為黃守忠應對兵敗負責，黃守忠則率800人投奔唐景崧，另有兩千多名敗兵逃歸清軍其他部隊，而劉永福手下殘兵不過500人，黑旗軍由此分裂。

    六、歸國任職

    光緒十一年（1885年）春，劉永福在準備與法國再戰的同時，派遣部將吳鳳典、李唐、魏名高、胡崑山等人前往兩廣地區招兵買馬，計劃在五月內新增5000兵力。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馮子材在鎮南關取得了大捷，收復了諒山。清廷在聽取了李鴻章的意見後，決定與法國議和，並放棄了對越南的宗主權。這意味著劉永福必須離開越南。

    四月初一日，張之洞電告唐景崧，讓吳鳳典和李唐暫停募兵。在法國的施壓和清廷的催促下，劉永福不得不處理完保勝據點的善後事宜，並於五月十三日率領黑旗軍及家眷進入雲南文山之南溪。五月十五日，清廷授予劉永福「依博德恩巴圖魯」的名號，並封贈三代，其子劉成良也獲得知州的職位。

    劉永福臨行前心情沉重，他對前來送別的越南民眾說：「這是祖國大皇帝九次上諭催促的結果，我不能違命……你們等著，我入關三年，到天朝看看情況如何。」他還派人告訴來華求助的越南興化巡撫阮光碧：「洋賊未平，我不會長久離開。」然而，劉永福再也沒有回到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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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劉永福的安置問題，清廷在二月二十二日命令雲貴總督岑毓英和兩廣總督張之洞處理此事。張之洞主張將劉永福安置在欽州或上思，而劉永福本人則表示願意駐紮南寧。然而，廣西巡撫李秉衡擔心劉永福的手下游勇會在廣西引起與法國的摩擦，不願其駐紮廣西。最終，張之洞決定將劉永福安置在瓊州，但慈禧太后對此表示擔憂，認為「瓊州孤島，我水師不力，一旦有事，何以制之？」九月二十七日，張之洞採納了唐景崧的意見，將劉永福調任廣州，並動用義捐銀數千兩為其在廣州購置了一座大宅。

    在此之前，劉永福已於八月初四日從文山出發，九月二十四日抵達南寧。張之洞命令他解散新募的兵士，只保留1000餘人，分為五個營（每營200人）和親兵100人，稱為「福軍」。劉永福將家眷行李安置在賓州（今廣西賓陽）的岳父家中。十二月二十二日，劉永福抵達廣州，並於次日拜見張之洞。張之洞派孫鴻勛和陳文序管理黑旗軍營務，並指導劉永福學習禮儀和歷史知識。經過近一個月的考察，張之洞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正月十九日上奏清廷，推薦劉永福擔任總兵。慈禧太后接受奏請，將廣東南澳鎮總兵李揚升開缺，由劉永福補任該職。但因清廷指示暫緩赴任，劉永福暫時留在廣州，並曾請假回博白祭祖，在賓州與家人團聚。

    光緒十三年（1887年）夏，廣東碣石地方發生民眾與洋教徒的衝突，張之洞奏請讓劉永福署理碣石鎮總兵，以穩定局勢。劉永福於八月初一日到任。不久後，清廷指示他入京覲見，並要求進一步削減福軍的規模。八月二十三日，劉永福從廣州出發，在廣東水師提督方耀的陪同下，乘坐「海晏」號船前往天津，並於十月初二日抵達北京。初三日，劉永福進宮面見光緒皇帝，十四日覲見慈禧太后，並向光緒帝辭行。十八日，劉永福和方耀離開北京，繼續在廣東擔任南澳鎮總兵，並負責巡防閩粵海疆。

    七、抗日保台

    光緒二十年（1894年）六月下旬，隨著日本入侵朝鮮，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在軍機大臣翁同龢的推薦下，光緒帝命令兩廣總督李瀚章和閩浙總督譚鍾麟督促劉永福帶兵前往台灣，協助台灣巡撫邵友濂防備日軍。劉永福的舊部經過多次裁撤，僅剩300人，他請求招募到3000人，恢復黑旗軍的規模。然而，譚鍾麟並未同意劉永福的請求，而是將臨時招募的1000名潮勇改為劉永福部下，並配發武器和四個月的軍餉，讓他先行前往台灣。

    劉永福接到命令後，先趕回廣州燕塘舊居布置招募事宜，隨後前往潮州，帶領這1000名潮勇到汕頭訓練，準備渡海赴台。邵友濂對劉永福的態度頗為冷淡，請求將其調至台南而非台北，清廷批准後，劉永福於八月初五日率領潮勇抵達台南。隨著清軍在平壤戰敗，戰火蔓延至中國境內，北洋水師在黃海海戰中遭受重創，清廷一度考慮將劉永福調往遼東抵禦日軍，甚至設想讓他直搗日本本土的長崎等地。但隨著日軍軍艦出現在澎湖海域，邵友濂改變了主意，挽留劉永福，並請求將其留在台灣。

    九月十二日，清廷命令劉永福留在台灣。劉永福視察了基隆、滬尾和澎湖的防務，並於九月二十三日拜見了新任台灣巡撫唐景崧，提議自己帶兵防守台北，但遭到拒絕。九月三十日，唐景崧安排劉永福防守鳳山東港至恆春一帶，即台南府南部沿海，限制其活動範圍。同年冬天，兩江總督張之洞打算調劉永福北上上海防守，劉永福藉此機會向總理衙門申訴自己在台灣受到排擠的情況，請求增兵增餉，但這些安排最終未落實。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日軍越過遼河，逼近山海關。張之洞打算將劉永福調至京畿抵禦日軍，唐景崧同意。但不久後，日軍軍艦出現在澎湖海域，唐景崧決定加強台南防守，叫停了調劉永福北上的計劃。張之洞於二月二十三日分别致電唐景崧和劉永福，勸兩人以大局為重。四天後，日軍占領澎湖。三月二十三日，《馬關條約》簽訂，中國將台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劉永福聞訊後，誓言抗日保台。

    五月二日，唐景崧在台灣士紳的支持下成立了抗日政權「台灣民主國」，自任總統，劉永福被任命為大將軍。五月九日，因台灣鎮總兵萬國本內渡，唐景崧命劉永福暫代此職。劉永福返回台南，不久後台北被日軍占領，唐景崧及其官員紛紛內渡，日本軍艦在台南安平海域偵察。劉永福致電閩浙總督邊寶泉請求「暗助」，邊寶泉聯繫張之洞，張之洞表示「任其自為之」。

    劉永福接到了偽托張之洞名義的電文，要求他堅守兩個月，援兵即可至。劉永福受此偽電鼓舞，將其公告台南，民眾士氣大振，誓死抵抗。隨後台南紳民推戴劉永福為「台灣民主國」總統，但他拒絕，仍以幫辦台灣軍務、南澳鎮總兵、署台灣鎮總兵的身份領導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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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閏五月初七日，劉永福與台南文武官吏一百餘人歃血為盟，約定他為抗日保台的盟主，誓言與日本戰至台灣最後一寸土地。台中知府黎景嵩告急求援，劉永福派易順鼎帶三營兵力馳援台中，但易順鼎中途變卦，劉永福送他登船內渡。七月四日，劉永福收到日本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的勸降信，劉永福嚴詞拒絕，並誓言恢復台北。然而，抗戰局勢日益惡化，苗栗、大甲溪接連失守，吳彭年與台灣義軍退守彰化。劉永福派兵增援，但八卦山炮台失守，吳彭年、吳湯興、李士炳力戰陣亡，殘兵退守嘉義。日軍逼近台南，劉永福親赴前線部署，後在謀士吳桐林建議下返回台南坐鎮，派楊泗洪率軍抗敵。楊泗洪圍攻日軍前鋒，日軍亦受重創，退回彰化，王德標趁機收復雲林。此時，日軍內部疾病流行，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病逝。劉永福與日軍以濁水溪為界，對峙約一個月

    八、退回大陸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閏五月，易順鼎被劉永福遣回大陸，試圖請求張之洞等督撫為劉永福提供軍械支援，但均遭拒絕。只有張之洞手下的道員惲祖祁等人籌集了一部分款項。七月二十七日，易順鼎帶著籌到的6000兩銀子抵達台南，但這對於急需軍火和物資的台灣抗日軍民來說，無疑是杯水車薪。劉永福對此大失所望，加之與易順鼎在諸多事務上的意見不合，易順鼎在十天後返回大陸。易順鼎沒有能夠為台灣抗日軍民帶來期望中的軍械支援，嚴重打擊了抗日軍民的鬥志。緊接著，吳桐林也前往大陸尋求軍餉，結果同樣無功而返。

    此時，日軍第二師團長乃木希典率領約人的大軍增援台灣，加上日本方面收買了台南的漢奸胥吏高慧等人，對劉永福的底細及布防情況了如指掌，使得台南的陷落幾乎成為定局。

    八月十五日，嘉義保衛戰打響，但在日軍近衛師團的強大攻勢下，嘉義於二十日失陷。與此同時，日軍的其他兩路部隊也開始行動：一路是第二師團的混成第四旅團於八月二十二日從澎湖登陸布袋嘴港；另一路是第二師團的主力及混成第三旅團，同樣在八月二十二日從澎湖登陸恆春東港、枋寮之間。在三路日軍的夾擊之下，台南的局勢岌岌可危。

    在這個關鍵時刻，劉永福在兒子劉成良和英國駐台南領事歐思訥的勸說下，決定離開台灣。歐思訥在八月二十二日將劉永福寫給樺山資紀的信交給駐紮澎湖的南進軍司令官高島鞆之助，要求日軍不得傷害百姓，並且必須厚待自己和部下，以便順利內渡。然而，高島鞆之助認為劉永福的言辭過於傲慢，於翌日覆信拒絕，並要求劉永福親自前來日軍大營乞降。同時，劉永福還請英國人向近衛師團遞交自己的信件，要求停戰議和，然後再內渡，但同樣遭到拒絕，並被要求投降。劉永福被激怒，繼續堅持抗戰。

    八月二十八日，日軍第二師團的主力及混成第三旅團占領鳳山縣，混成第四旅團先後在王爺頭、曾文溪與台灣軍民激戰。到九月初二日，徐驤陣亡，王德標失蹤。易順鼎一直建議劉永福效仿歷史上的人物如王保保、李定國，退入台灣內山（中央山脈）展開游擊作戰。但此時台南已經彈盡糧絕，人心惶惶，劉永福在九月初三日帶著兒子劉成良等十餘人乘坐英國商船「多利士」號內渡。翌日，劉永福抵達廈門，雖然乘客遭到日軍盤查，但劉永福幸運地未被發現。最後他另雇小艇，從輪船上吊著落艇，得以平安上岸。就在他抵達廈門的當天，日軍占領了台南府城，標誌著台灣反割台鬥爭的結束。

    劉永福內渡後，輾轉抵達廣州。兩廣總督譚鍾麟立即準備安排他的職務，考慮到南澳鎮與澎湖島對照，劉永福再回本任「恐生枝節」，遂於十月初六日請示清政府是否可以讓劉永福調任南韶鎮總兵。然而，劉永福此時身心俱疲，上書請求開缺回籍調理。譚鍾麟查明屬實後，電呈清政府請旨。十一月十六日，清政府電諭准許劉永福開缺回籍，並命前任台灣鎮總兵萬國本補授南澳鎮總兵。

    日本駐華公使林董在報紙上讀到這一消息後，向清政府提出抗議，要求追究劉永福抵抗日軍的責任，但被清政府駁回。此後，劉永福便在欽州閒居養病

    九、老驥伏櫪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清廷要求各地將軍、督撫舉薦「老於兵事，緩急可恃」的武官以抵禦外侮。兩廣總督譚鍾麟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冬敦請劉永福復出。劉永福赴廣州謁見譚鍾麟，被委任為軍械局總辦，月薪三百兩。然而，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初，劉永福辭職，並投入重建黑旗軍的工作中。他回到南寧，在左右兩江各府縣招兵買馬，從一萬餘人中挑選2000餘人，組成了新的黑旗軍（福字營）。在此期間，劉永福還曾兩次調停民間械鬥，顯示了他在地方上的威望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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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二十七日，清廷補授劉永福為河南南陽鎮總兵。但劉永福以自己使用粵語、不通其他省份方言為由請求留在嶺南，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十四日，他與廣東碣石鎮總兵張銘新互調，碣石鎮總兵成為他在清朝擔任的最後一個官職。

    上任後不久，劉永福就被派去廣寧剿匪。同年七月，因八國聯軍入侵京津，清廷號召天下勤王，署理兩廣總督德壽決定派劉永福率黑旗軍北上勤王。九月，劉永福行至湖南衡州。此時廣州發生史堅如炸德壽事件，德壽急召劉永福回粵，嚴防革命黨。同年冬天，劉永福移駐惠州，此時他對清政府倍感失望，萌生了「歸隱山林，優遊泉石」的想法。兩廣總督多次調他去鎮壓反清起義，他都反應消極，或應或不應。

    黑旗軍被一分為二，劉永福自領三營，其餘三營駐紮廣州或肇慶，逐漸脫離劉永福的管轄。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劉永福自請解散自領的三營，從此黑旗軍不復存在。此後，他不斷向兩廣總督岑春煊請求辭職，但岑春煊均未允諾。光緒三十三年（1906年），周馥署理兩廣總督後，劉永福再次請求辭職，周馥同意代奏。光緒三十四年（1907年）正月，清廷正式批准劉永福辭職。

    劉永福回到欽州不久，就發生了革命黨人劉思裕領導的三那人民反糖捐鬥爭，劉永福被清政府派去勸說劉思裕，但未成功。隨後，反糖捐鬥爭演變為反清起義，起義失敗後，劉永福曾庇護起義群眾。在防城起義和河口起義中，劉永福均表示同情和支持，河口起義的指揮部就設在劉永福的內弟黃茂蘭家。兩廣當局得知劉永福「通匪」的情況，便想藉機收拾他。因此，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劉永福赴上思掃墓並處理已故部將吳鳳典家中財產分配之爭的過程中，他的五名護兵被上思同知蔡其銘無故殺害。劉永福便狀告蔡其銘，但蔡其銘受到廣西巡撫（後升兩廣總督）張鳴岐的庇護，故此案久拖不決。在此期間，劉永福為了避嫌，基本暫停了與革命黨的往來。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消息傳到廣東，張鳴岐加緊逮捕革命黨人。劉永福因蔡其銘案的審理而身在廣州，見時局動盪，便於九月初九日潛赴香港。九月十九日，廣州光復，群龍無首，都督胡漢民邀請劉永福出任廣東民團總長，以維持秩序、穩住局面。劉永福起初以年老推辭，但在胡漢民一再勸告下，最終同意出任。一個月後，他見事務繁多，大局稍定，便辭職回鄉。

    十、晚年

    劉永福晚年定居在欽州三宣堂，過著較為平靜的生活。他時常向鄉親們口述自己的回憶，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後來被整理成黃文瀾（署名「黃海安」）的《劉永福歷史草》和李健兒的《劉永福傳》。儘管進入了民國時代，劉永福依然關心著國家的命運和發展。

    民國元年（1912年），當劉永福得知《俄蒙協約》締結的消息後，他內心充滿憂慮，擔心外蒙古的歸屬問題。為此，他在年底向大總統袁世凱發電，請求北上抗俄，收復外蒙古，展現了他強烈的愛國情懷。

    到了民國四年（1915年）5月9日，當得知袁世凱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大部分條款時，劉永福更是感到無比憤怒。他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是「憤慨填胸，白髮怒舉，面赤亮如重棗，目光如電欲射人」，並再次致電袁世凱政府，請求帶兵抗日，表達了他不屈不撓的民族主義精神。

    民國六年（1917年）1月7日，一向身體硬朗的劉永福突然感到身體不適，意識到自己大限將至。1月9日，他召集了兒孫，口授遺言。在遺言中，劉永福表達了對當時國內軍閥混戰和列強環伺的時局的深深憂慮。他告誡子孫們要「各宜發奮為雄」，秉承「強種主義」，積極投身軍旅，報效國家，完成他未竟的心愿。他特別提到，如果有機會為國效力，應當全力以赴，不惜以鐵血鑄就山河，增強國力，使中華民族躋身世界強國之林。

    劉永福還囑咐子孫，如果不能獲得重用，則應該上書大總統，呼籲重視人才選拔，遠離小人，輕視物質利益，加強邊防建設，謹慎決策，廣泛搜尋山林中的賢才，吸引智謀健將。他強調要節約民力，充實國庫，凝聚民心，威懾外敵，匯聚群策群力，以實現國家統一和繁榮。

    最後，劉永福表達了自己對國家未來的美好願望，希望看到「國基鞏固，國勢富強」，並表示如果能夠實現這一目標，他將在九泉之下含笑以對。在留下這些肺腑之言後，劉永福離開了人世，結束了他八十年的傳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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