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303章 丁汝昌：清末海軍英雄的悲壯一生

    一、早年經歷

    丁汝昌的早年經歷反映了晚清時期普通百姓的生活狀態和社會動盪。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十八日，丁汝昌出生在安徽廬江縣石頭鎮的一個普通家庭，他的家族原本來自安徽鳳陽縣，在明初因軍役制度遷居廬江，並逐漸在當地定居繁衍，形成了一個以衛所身份為基礎的小社區。

    丁汝昌的家庭並不富裕，父親丁燦勛是一名農民，依靠耕作維持家庭生計。丁汝昌在幼年時期曾有幸進入私塾接受教育，這在當時的農村社會裡實屬難得。然而，由於家庭經濟條件的限制，丁汝昌僅能在私塾學習三年便被迫輟學。此後，為了幫助家庭減輕負擔，年僅十歲的他開始從事各種體力勞動，包括放牛、放鴨以及擺渡等工作。這些經歷無疑鍛煉了他的意志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

    到了十四、五歲時，丁汝昌被父親送到同族的一位伯父開的豆腐店做學徒，這不僅是對丁汝昌的一種技能培養，也是在那個年代裡較為常見的出路之一。通過這種方式，他可以學習一門手藝，將來或許能夠以此謀生。

    然而，命運的轉折點發生在咸豐元年（1851年）。這一年，廬江地區遭遇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糧食歉收導致饑荒，社會秩序受到嚴重衝擊。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丁汝昌的父母因病相繼離世，這無疑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打擊。失去了父母庇護的丁汝昌，不得不獨自面對更加艱難的生活。

    咸豐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軍占領了廬江地區。在這樣一個混亂的時代背景下，許多失去土地或家人的青年人紛紛加入起義軍，試圖通過這樣的方式尋找生存的機會。丁汝昌也不例外，他被徵召進入了太平軍，並跟隨太平軍駐紮在安慶。在這裡，他成為了程學啟部下的士兵。

    二、投降清軍

    丁汝昌從太平軍轉投清軍的經歷，是晚清歷史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反映了那個動盪時代人們為了生存和前途所做的選擇。

    咸豐十一年（1861年），安慶作為太平天國的重要據點，正遭受湘軍的猛烈圍攻。丁汝昌此時是太平軍陳玉成部下的士兵，而在程學啟的帶領下，他和其他三百多名士兵決定在夜色掩護下越過城牆，向湘軍投降。湘軍將領曾國荃對於這批新降之軍心存戒備，每次戰鬥都讓他們沖在前線，以檢驗他們的忠誠度。

    七月十三日，程學啟和丁汝昌率領部隊進攻安慶北大門外的太平軍營地，一舉攻克了三個營壘，切斷了太平軍與外界的聯繫，使得守城的太平軍陷入了更為孤立的境地。到了八月一日，在曾國荃的指揮下，程學啟和丁汝昌等人終於攻陷了安慶，太平軍守將葉芸萊及其部下一萬六千人全部戰死，安慶之戰宣告結束。

    戰後論功行賞，程學啟被晉升為游擊，賞戴花翎，並被任命為開字營的營官；丁汝昌則被提拔為千總，並擔任開字營的哨官。此時，上海的地方士紳請求清廷增援，曾國藩決定派遣李鴻章組建淮軍前往支援。程學啟的開字營，大部分由安徽籍人士組成，也被編入李鴻章的指揮之下。

    同治元年（1862年），丁汝昌隨李鴻章及程學啟乘坐輪船抵達上海。同年八月，丁汝昌在與太平軍的交戰中表現出色，特別是在四江口戰役中，他勇敢的表現引起了劉銘傳的注意。劉銘傳向李鴻章推薦了丁汝昌，並請求將其調入自己的銘字營，繼續擔任哨官，帶領一百名親兵。不久之後，丁汝昌被改派為馬隊統領，並升任營官，獲得了參將的軍銜。

    隨著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國的覆滅，曾國藩北上督師剿捻，李鴻章則接替他擔任兩江總督，負責後勤保障工作。丁汝昌在這段時間內晉升為副將，率領先鋒馬隊三營，跟隨劉銘傳一同北上與捻軍作戰。在經歷了數年的征戰之後，同治七年（1868年），東捻軍被徹底剿滅，丁汝昌因在戰役中的傑出表現被授予總兵之職，並被加封提督銜，賜予「協勇巴圖魯」勇號，這是對他勇敢作戰的認可。

    三、罷職歸田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為了緩解財政壓力，決定實施裁軍節餉政策。在此背景下，劉銘傳作為軍事領導人，計劃裁撤丁汝昌所率領的馬隊三營。丁汝昌對此決定表示強烈反對，並致書抗議。劉銘傳對丁汝昌的不服從感到憤怒，甚至產生了殺意。得知這一消息後，丁汝昌明智地選擇逃離，返回故鄉巢縣，從而避免了可能的殺身之禍。

    同年，日本發動了對台灣的侵略，這一事件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視，並促使朝廷展開了大規模的海防籌議。在這次籌議中，李鴻章堅決主張購買鐵甲艦，加強海軍建設。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被正式任命為北洋海防督辦，負責推動海軍的籌備工作。

    被罷職歸田的丁汝昌心情鬱悶，但他的妻子魏氏卻是一個有遠見卓識的女子。她出身於書香門第，對丁汝昌進行了開導和安慰，告訴他家中有幾畝薄田足以度日，建功立業的機會總會到來，需要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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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的幾年裡，丁汝昌並未放棄重振事業的希望。他時常想到曾經的上級李鴻章，於是決定前往天津投靠。李鴻章深知丁汝昌的才能和勇氣，但考慮到他與劉銘傳之間的過節，便向他提出了一個建議：前往英國學習海軍。李鴻章承諾，丁汝昌學成歸來後，將讓他統帥海軍。

    然而，丁汝昌的仕途並未因此一帆風順。當時，陝甘總督左宗棠正指揮清軍收復新疆，他了解到丁汝昌的英勇作戰記錄，希望將他調往甘肅。但李鴻章並不希望丁汝昌離開北洋，便以他「傷病復發」為由，將他留在了天津。

    四、揚威域外

    光緒五年（1879年），隨著清政府從英國訂購的「鎮東」、「鎮西」、「鎮南」、「鎮北」四艘軍艦抵達中國，北洋艦隊的規模逐漸擴大。李鴻章意識到需要專業的海軍人才來管理這支新興的海上力量，因此奏請朝廷將丁汝昌留在北洋海防，並委派他擔任炮船督操。

    光緒六年（1880年），李鴻章再次指派丁汝昌率領林泰曾、鄧世昌等海軍官員前往英國，接收訂購的「超勇」和「揚威」號巡洋艦。這次赴英任務不僅僅是接收軍艦，更是丁汝昌與國際海軍界的首次接觸。在英國期間，丁汝昌不僅覲見了維多利亞女王，還訪問了英國海軍司令和其他高級軍官，甚至與當時的一些著名軍艦設計師進行了交流。這次訪問不僅提升了丁汝昌的國際視野，也為他贏得了外國同行的尊重。

    利用這次赴英的機會，丁汝昌還特地繞道德國，參觀了正在建造中的「定遠」艦。這表明丁汝昌對海軍裝備和技術有著濃厚的興趣，以及對提升中國海軍實力的堅定決心。

    到了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爆發了壬午兵變，日本趁機出兵朝鮮，意圖干涉朝鮮內政。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遠」、「超勇」、「揚威」等艦前往朝鮮，以觀察局勢並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丁汝昌與候選道馬建忠一道，率領艦隊抵達仁川，發現日本海軍已經先行到達。

    丁汝昌採取了穩重的策略，決定首先控制引發事變的關鍵人物——朝鮮大院君李昰應。於是，他乘坐「威遠」艦返回天津請求增派兵力。得到批准後，丁汝昌率領「威遠」、「日新」、「泰安」、「拱北」等船隻，運載淮軍吳長慶部兩千餘人前往朝鮮。經過一番策劃，丁汝昌與吳長慶、馬建忠等人成功擒獲了朝鮮大院君，並將其押送至天津軟禁，從而挫敗了日本干涉朝鮮的企圖。

    這一系列行動展現了丁汝昌的軍事才能和外交智慧，也為他在國際上贏得了一定聲譽。李鴻章在奏摺中高度讚揚了丁汝昌的功績，並建議朝廷予以嘉獎。光緒帝聽聞此事後，特賞丁汝昌穿黃馬褂，這是對其卓越貢獻的高度認可。

    光緒十一年（1885年），中國在德國訂購的「定遠」號、「鎮遠」號、「濟遠」號戰列艦回國，丁汝昌與津海關道周馥共同前往驗收，並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標誌著中國海軍力量進一步增強。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丁汝昌再次率領北洋水師主力前往朝鮮進行操練，並巡查海域。其間，他還奉命前往海參崴接應勘定吉林東部中朝邊界的官員吳大澄等人，並將艦隊帶到日本長崎進行維修保養。然而，正是在這次停留期間，發生了中國水兵與日本民眾的衝突事件，即所謂的「長崎事件」。丁汝昌冷靜處理了這場危機，避免了兩國間的軍事衝突，並最終通過外交手段解決了爭端。

    五、統領海軍

    光緒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啟動了一項旨在選拔優秀將領的人才選拔計劃，命令各地督撫推薦具備將才的人選，以備任用。同年七月二十日，李鴻章向朝廷提交了一份《保舉將才折》，在其中列舉了多位他認為具有傑出才能的將領，丁汝昌的名字赫然在列。

    光緒十四年（1888年），清政府正式確立了北洋海軍的組織架構，並在威海選址建立了水師公所。同年九月九日，總理海軍事務大臣醇親王奕譞上奏，請求頒布《北洋海軍章程》，標誌著北洋海軍正式成立。九月十三日，海軍衙門根據李鴻章的提名，奏准任命丁汝昌為北洋水師提督，並不久後賞加尚書銜。這一任命意味著丁汝昌將成為北洋海軍的實際領導者，肩負起建設和發展中國第一支現代化海軍的歷史重任。

    丁汝昌上任後，積極推動北洋海軍的各項改革與發展工作。根據他的建議，清廷在威海劉公島建立了水師學堂，旨在培養優秀的海軍駕駛和指揮人才。此外，還在大沽和旅順設立了水雷學堂，以培養專門從事魚雷操作的軍官；在山海關設立了武備學堂，在威海建立了槍炮學堂，旨在為海軍輸送更多專業化的技術軍官。這些舉措對於提高北洋海軍的整體素質起到了關鍵作用。

    丁汝昌在任職期間，對北洋海軍和北洋海防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嚴於律己，力求樹立良好的榜樣，但同時也被指出在整肅軍紀方面力度不夠。尤其是在對待李鴻章的指示時，丁汝昌往往言聽計從，這也導致了北洋海軍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李家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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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光緒十七年（1891年），丁汝昌率領北洋艦隊訪問了日本，親眼見證了日本海軍的發展狀況。回國後，他深切感受到了加強海軍力量的重要性，並向清政府提出了購買新艦的建議，以增強北洋海軍的實力，防範潛在的外部威脅。然而，由於種種原因，丁汝昌的這一建議並未得到採納。

    六、黃海海戰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丁汝昌被授予尚書銜，成為北洋海軍的最高指揮官。然而，隨著朝鮮東學黨起義的爆發，清政府應朝鮮請求派兵協助鎮壓。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依據《天津條約》也派兵前往朝鮮，意圖藉此機會挑起戰爭。

    六月二十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在朝鮮豐島海域突然襲擊了中國運兵船隊，這標誌著緊張局勢升級。七月一日，中日兩國正式宣戰，甲午戰爭爆發。戰爭初期，清廷內部對於是否開戰存在分歧，光緒帝在部分激進官員的影響下，對丁汝昌提出了嚴厲指責，並考慮革職懲處。

    八月十八日，丁汝昌接到命令，率北洋艦隊護送增援朝鮮的清軍前往鴨綠江口登陸。完成任務後，艦隊於次日返航。就在返航途中，八月十八日中午11時30分，北洋艦隊在黃海大東溝海域發現了日本聯合艦隊。丁汝昌迅速調整艦隊陣型，由原來的犄角魚貫小隊陣轉變為犄角雁行小隊陣，同時下達了三條作戰指令，強調協同作戰和保持隊形。

    然而，由於時間緊迫，北洋艦隊未能完全形成理想的犄角雁行陣型，實際接戰時的隊形更像是「燕翦陣」。日本聯合艦隊則分為兩個戰術分隊，以高速的吉野號為首的第一游擊隊作為尖刀，其餘八艦作為本隊跟進。

    戰鬥開始時，雙方距離約12公里，當距離縮短至5330米時，北洋艦隊旗艦定遠號率先開炮，隨即展開激烈的炮戰。不幸的是，定遠號上的信號裝置很快被日艦炮火摧毀，導致北洋艦隊失去了統一指揮。日本第一游擊隊則迅速向北洋艦隊右翼薄弱的超勇號和揚威號發動攻擊，並將其擊沉。

    隨著戰鬥的持續，日本聯合艦隊通過靈活機動，對北洋艦隊實施了包抄，使其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17時40分，日本聯合艦隊主動撤離戰場，這場持續了五個小時的激烈海戰告一段落。

    黃海海戰中，中日雙方各有12艘軍艦參戰，但中方軍艦整體較為老舊，噸位和火炮數量均不及日方，尤其是缺乏速射炮。作為北洋艦隊的指揮官，丁汝昌在戰前沒有明確指定代理人和代理旗艦，在戰鬥中失去了指揮能力，導致北洋艦隊未能有效應對敵軍的戰術。

    儘管如此，日本聯合艦隊在指揮上也存在諸多問題，但最終的結果是，日本聯合艦隊雖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卻沒有失去一艘軍艦；而北洋艦隊則損失了五艘軍艦。這場海戰的失敗，對北洋艦隊造成了沉重打擊，丁汝昌也因此受到了責難。

    七、兵敗殉國

    光緒二十年（1894年）九月二十日，北洋艦隊在旅順完成修理後返回威海，但不幸的是，「鎮遠」艦在入港時觸礁受損，這對已經受損的北洋艦隊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隨著日軍進攻旅順，丁汝昌的處境愈發艱難，先是被革去了尚書銜，摘掉了頂戴，接著在旅順失陷後，又被革職，但仍暫時留任。

    在威海的防禦布置中，丁汝昌對陸軍的戰鬥力表示擔憂，並建議做好炸毀陸路海岸炮台的準備，以免落入敵手。然而，這一建議卻被誤解為「通敵誤國」，並被戴宗騫舉報。清廷隨即下令將丁汝昌送交刑部治罪。幸得劉步蟾等將領聯名上書請願，加上李鴻章的極力辯護，清廷最終決定待丁汝昌處理完手頭事務後再將其送交刑部。

    儘管身處逆境，丁汝昌仍舊力圖振作，召集諸將討論如何防守威海。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在山東榮成登陸，並於三十日即除夕夜，由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佑亨遞送勸降書。丁汝昌堅決拒絕投降，並將勸降書上交李鴻章，以示忠誠。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三十日，日軍進攻威海南幫炮台的制高點摩天嶺，丁汝昌指揮艦隊從海上支援炮台守軍，成功擊斃了日軍旅團長大寺安純。然而，由於力量懸殊，威海陸路南北炮台相繼失守，劉公島成為了被海陸合圍的孤島。

    丁汝昌組織敢死隊執行破壞任務，但最終敢死隊成員全部犧牲。日本海陸兩軍繼續進攻北洋艦隊，但都被擊退。直到二月五日夜，日本魚雷艇偷襲，導致「定遠」艦受損嚴重，丁汝昌不得不將督旗移至「鎮遠」艦。二月七日，日軍艦艇集結，準備強行突破，同時陸上炮台向港內猛轟。

    二月九日，丁汝昌登上「靖遠」艦迎戰，擊傷了兩艘日軍艦艇，但「靖遠」艦也被陸上炮台擊傷。丁汝昌欲與艦同沉，被部下強行救起。到了二月十二日，面對日軍的勸降，丁汝昌決心以身殉國，飲鴆自盡，以表忠心。臨終前，他親手破壞了北洋海軍提督印，時年僅59歲。

    丁汝昌去世後，其下屬牛昶昞盜用他的名義，與日方簽訂了《威海降約》。北洋海軍最終全軍覆沒。清廷內的保守派和激進派相互攻擊，光緒帝下令籍沒丁汝昌家產，並禁止其下葬。丁汝昌的子孫被迫流落異鄉。

    直到宣統二年（1910年），經過載洵及薩鎮冰等人的爭取，清廷才為丁汝昌平反昭雪。薩鎮冰和譚學衡倡議全體海軍官兵捐出三日的薪俸，用於修建丁公祠，以紀念這位忠誠的海軍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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