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着名人物 第110章 田文鏡——從縣丞到模範疆吏
一、早年仕途
田文鏡的早年仕途，可以說是一步步踏實前行的過程，充滿了對政務的執著追求和個人能力的不斷證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田文鏡以監生身份初次踏入仕途，被任命為福建長樂縣縣丞。這標誌著他正式進入了清朝龐大的官僚體系，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田文鏡並沒有因為起點較低而氣餒，反而在基層工作中鍛煉了自己的實際操作能力和對民情的深刻理解。
九年後的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田文鏡得到了一次晉升的機會，被委任為山西鄉寧知縣。在這個職位上，他有機會直接面對百姓，處理各種具體事務，這對於一個立志於改革的人來說是非常寶貴的經歷。他勤勉工作，致力於解決當地的實際問題，這不僅讓他在當地獲得了良好的口碑，也為他今後的仕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到了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田文鏡已經歷練了多年的州縣官，積累了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這一年，他被提升為直隸易州知州，這意味著他的能力得到了上級的認可。僅僅過了一年，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他就被調入京城，擔任吏部員外郎，開始接觸中央政府的工作。
此後，田文鏡的官職繼續上升。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他被任命為刑部郎中，這是一項重要的職務，負責協助刑部尚書處理刑獄案件。三年後，也就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他又轉任監察御史，這是一個重要的監察職位，負責監督各級官員的行為，確保他們遵守法律和道德規範。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田文鏡被指派巡視長蘆鹽政，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任務。當時的鹽業是國家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而鹽政的管理直接影響著國家財政收入和社會穩定。田文鏡針對長蘆鹽政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並上奏建議恢復商人的賦稅，增加收入。雖然這一建議引起了朝廷內部關於是否會對商人造成傷害的討論，但最終還是採納了他的意見。
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田文鏡因其在鹽政方面的貢獻被提拔為內閣侍讀學士，這是對他多年辛勤工作的肯定。儘管此時的他已經步入花甲之年，但他的政治生涯卻剛剛開始步入高潮。
二、出佐世宗
雍正帝即位後，田文鏡的命運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雍正元年（1723年），田文鏡被賦予了一項重要的任務——前往華山進行祭告儀式。這次任務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信任，也是對他忠誠度的一種考驗。完成任務返回京城後不久，山西便發生了一場嚴重的自然災害。
此時，年羹堯作為雍正帝身邊的重要將領，向朝廷上書請求賑濟山西災民。然而，山西巡撫德音卻報告稱山西並未遭受災害，這一矛盾的信息引起了雍正帝的關注。田文鏡在回京後覲見雍正帝時，如實匯報了山西的真實災情，這與德音的說法大相徑庭。田文鏡的直言不諱贏得了雍正帝的高度讚賞，他立即命令田文鏡前往山西負責賑災，並暫代山西布政使之職。
田文鏡在山西的賑災工作開展得十分順利，他迅速組織力量，調配資源，幫助災民度過難關。更重要的是，田文鏡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賑災層面，而是藉此機會整頓了山西的地方行政。他著手清理長期積累下來的公文，剔除了一些陳舊的弊病，使得山西的官場面貌煥然一新。田文鏡的這些舉措不僅解決了眼前的問題，還為長遠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田文鏡在山西的表現讓雍正帝看到了一個有能力且敢於擔當的官員形象。雍正帝認為田文鏡是一位真正願意為國為民辦實事的好官，因此給予了他更多的信任和支持。雍正帝將田文鏡視為自己推行新政的重要支柱，逐漸將其提拔為更高層次的官員，賦予更多重要的職責。
三、調任河南
雍正二年（1724年），田文鏡被調任為河南布政使，不久便署理河南巡撫一職。上任之初，田文鏡便展現出了雷厲風行的作風，他提議將陳、許、禹、鄭、陝、光六個州升格為省直隸州，以提高行政效率。這一建議得到了雍正帝的認可，同年十二月，田文鏡正式被任命為河南巡撫，負責全面治理河南。
在河南任職期間，田文鏡採取了嚴格的治理措施，特別是針對地方積欠賦稅的問題進行了大力整頓。他督促各地官員儘快清理財政虧空，並積極鼓勵開墾荒地。田文鏡要求地方官員迅速行動，對於未能按時完成任務的官員，他會立即給予處分。這種高壓政策雖然短期內提高了行政效率，但也引起了部分官員的不滿。
田文鏡還多次上疏彈劾地方官員，包括知州黃振國、知縣汪諴、邵言綸和關陳等人。面對這些指控，雍正帝派遣了侍郎海壽和史貽直前往河南調查，結果顯示田文鏡的彈劾屬實，這也進一步鞏固了他在雍正帝心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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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田文鏡權力的增長，他也遭遇了來自其他官員的挑戰。雍正四年（1726年），直隸總督李紱經過河南時，與田文鏡發生了爭執。李紱批評田文鏡對待士紳的態度過於嚴厲，而田文鏡則密奏雍正帝，指責李紱偏袒被彈劾的官員黃振國。當李紱進京面見雍正帝時，他堅稱黃振國等人是被冤枉的，並指出知縣張球才是應當被彈劾的對象。雍正帝最初並未對田文鏡採取行動，但在聽取了李紱的意見後，決定對張球進行調查並定罪。這一事件導致田文鏡受到了一定的壓力。
同年冬季，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彈劾田文鏡結黨營私、貪虐不法，並列舉了多項罪狀。謝濟世的言論與李紱的觀點相似，認為田文鏡在處理黃振國等人案件中有失公允。雍正帝懷疑謝濟世與李紱串通，決定支持田文鏡，並對謝濟世進行了嚴厲的處罰，同時加重了對黃振國等人的懲罰。
彈劾風波平息後，田文鏡提出了新的改革措施，建議將河南的丁銀納入地糧中，要求紳衿富戶與普通百姓一樣繳納賦稅。這一建議得到了朝廷各部門的支持，並決定從雍正五年（1727年）起實施。同年，田文鏡又提出關於黃河防汛的方案，建議徵調民工加固河堤，並為此制定了具體的實施辦法。
由于田文鏡在治理河南方面的出色表現，雍正五年（1727年），他被授予河南總督之職，並加封兵部尚書銜。此外，清廷還將田文鏡從漢軍鑲藍旗抬入正黃旗，以表彰他對國家的貢獻。
四、總督魯豫
雍正六年（1728年），田文鏡因其在治理河南時展現出的公正廉潔，受到了雍正帝的高度讚揚。為了表彰他的政績，雍正帝特別設立了河南山東總督一職，任命田文鏡為首任總督。這一職位並非常規設置，而是專門為田文鏡量身定製，彰顯了雍正帝對他的高度信任。
上任後不久，田文鏡就針對山東與河南交界地區的治安問題提出了建議。他認為，兩省交界的地區容易成為盜匪藏匿之地，而當跨省追捕時，由於管轄權的問題，常常導致犯罪分子逃脫。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田文鏡建議允許跨省追捕，並規定如果發現其他省份有包庇行為，允許本省督撫參與審理。這一建議得到了雍正帝的支持，並被採納實施。
接著，田文鏡針對河南漕運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革措施。他注意到河南的漕船在運輸過程中需要途經直隸大名下屬的浚、滑、內黃三縣，但由於這些縣屬於外省，調度不便。因此，田文鏡請求將這三縣劃歸河南管轄。他還根據河南徵發漕銀的舊例，在河北三府發運田稅，並擔心這樣做可能會增加當地人民的負擔，進而請求調整相關稅收政策。例如，對於距離水路較遠的靈寶、閿鄉二縣，他建議減少上交的米數，並由其他五個縣多徵收補足缺口。這些調整旨在優化漕運流程，減輕民眾負擔。
除了漕運問題，田文鏡還關注到了山東的財政狀況。他上書指出山東倉庫存在嚴重虧空現象，並提出了詳細的整改措施。他建議在官員離任時，由接任者繼續負責稽查前任所轄州縣的倉庫，並要求虧空的官員必須先償還一半欠款才能赴新任。他還請求朝廷命令山東巡撫和布政使協同他一起清查虧空情況。雍正帝對田文鏡的這些提案表示贊同，並予以實施。
雍正七年（1729年），田文鏡繼續提出多項改革建議，包括請求朝廷設立青州滿洲駐防兵，並對山東的行政區划進行了調整。他還被加封為太子太保，並被任命為北河總督。這一年，山東和河南部分地區遭受水災，田文鏡上奏稱河南受災地區雖然糧食收成受到影響，但尚未構成重大災害，請求按照原計劃收稅。雍正帝考慮到實際情況，仍然命令田文鏡仔細盤查虧欠的稅銀。
到了雍正九年（1731年），儘管田文鏡在處理水災方面採取了相應措施，但雍正帝還是注意到了祥符、封丘等州縣出現了賣兒鬻女的現象。雍正帝認為，田文鏡可能因年邁體弱，未能有效治理地方，遂派遣侍郎王國棟前往河南進行賑濟。田文鏡因病請求退休，但雍正帝並未准許，命其病癒後繼續回任河南。
五、晚年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五日（1732年12月31日），田文鏡因健康原因再次上疏請求退休，並得到了雍正帝的批准。僅過了幾天，田文鏡便與世長辭，享年七十歲。雍正帝對這位曾經的得力幹將表達了深切的哀悼，特賜其葬於泰陵附近，並追贈他為端肅，顯示了對其一生政績的認可。同時，雍正帝還命令河南 省 城 為 田文鏡設立專祠，以示紀念。另外，由於河道總督王士俊的請求，田文鏡還被追祀於河南賢良祠。然而，命運弄人，到了乾隆中後期，田文鏡的墓地卻因某種誤會遭到當地守陵大臣的破壞。
隨著乾隆帝即位，對于田文鏡的評價也開始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乾隆初期，尚書史貽直上奏指出，王士俊在河南監督開墾土地和捐輸的過程中，導致了民眾的強烈不滿。乾隆帝對此表示關切，並回顧了田文鏡在河南任督撫期間的情況。乾隆帝提到，田文鏡治理河南時採取了嚴格的手段，其下屬官員往往藉此剝削百姓，使得河南人民深受其苦。尤其是田文鏡曾隱瞞河南災情，導致百姓流離失所，幸好雍正帝及時派遣官員前往賑濟，才避免了更大的災難。基於這些理由，乾隆帝決定解除王士俊的官職。
乾隆五年（1740年），河南巡撫雅爾圖上書請求將田文鏡從河南賢良祠中撤出，理由是河南的民眾普遍對田文鏡持有負面的看法。乾隆帝對此事進行了慎重考慮，並發表了一番評論。乾隆帝認為，鄂爾泰、田文鏡、李衛三人都是雍正帝時代的重臣，但在政績和個人品德方面，田文鏡不及李衛，李衛又不及鄂爾泰。儘管如此，乾隆帝認為這三位大臣在各自的時代都曾有過顯著的貢獻，且他們之間並無明顯的結黨行為。因此，乾隆帝認為不宜更改先前的評定結果，並駁回了將田文鏡撤出賢良祠的請求。
結語
田文鏡的一生是清朝中期地方治理改革的一個縮影。他以堅定的決心和不懈的努力，成為雍正帝改革政策的主要執行者之一。儘管他的某些做法備受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田文鏡為清朝社會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在整頓地方行政、改善民生方面，樹立了一個改革者的典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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