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春天,向來是從「楊鬍子」生長的那一刻開始的。
「楊鬍子」是什麼東西?
「楊鬍子」是京城人對楊樹在初春時節所生長出來的一種花絮的稱謂。
在南方,這種東西也叫做「楊花」。
之所以京城的老百姓會把它冠以「楊鬍子」的稱謂。
完全是因為楊樹長出來的花,毛茸茸的泛青、成串兒,像極了老頭兒鬍鬚之故。
而且很明顯,就通過兩地不同的稱謂,便可以體現出南方北方對此物涇渭分明的觀感與態度。
南方人大約比較浪漫。
注重的是這東西的詩意,喜歡楊絮紛飛如大雪漫天的美感。
京城人卻比較務實。
情感上多是恨這東西生出的白毛,會無孔不入、深入淺出地亂飛。
這並不奇怪,因為京城的春季是多風的,而且風還很大。
能颳得飛沙走石,讓人發如亂草,睜不開眼。
所以到時候你就看吧,京城的大街小巷,天上地下,晾曬衣服上、被褥上,水裡菜里……哪兒哪兒都會是楊絮。
這東西會擋住人們視覺,讓人們看前面斑駁陸離、眼花撩亂。
這玩意能鑽進人們鼻孔,會讓人們騷癢難耐、噴嚏連天。
當它被人吸進咽喉里,又會導致咳嗽不斷,傷肺又傷呼吸道。
一旦當它飛進領內或袖裡,人們皮肉也便沒了安穩舒適之所,只能頻繁的撓痒痒。
但這仍不算完,最關鍵的一點,是這東西還有衍生火災的風險哪。
如果有人願意去查查京城消防每年有關這塊記錄,那絕對會是觸目驚心的感受!
總之,「楊鬍子」這可惡的傢伙藉助風力散播的楊絮,簡直就像無賴一樣。
既打不走也罵不跑,黏黏糊糊、膩膩歪歪。
給京城人的生活和工作帶來了太多的不快與不便。
不過說起來比較有意思的是,從1980年3月份到5月份,這個正在鬧「楊鬍子」的京城,社會狀況竟然也神似一樣的應季。
真就像楊絮漫天似的,既有那麼一點的浪漫,也有扯不清的糾纏,理還亂的困擾。
浪漫主要充斥在大學校園之中,或是說發生在年輕人群體之間。
這個時期的大學生,以及社會上的年輕人具有兩個特點。
一是身心都處於急劇轉變觀念的潮流之中,對生活和未來開始擁有多元化的思考和渴望。
二是許多人因為歷史的原因耽誤了時間,如今都面臨著成家立業的需要。
所以對他們來說,除了已經蔚然成風的詩歌熱、文學熱、外語熱、電影熱、跳舞熱、鄧麗君熱以外。
順理成章熱起來的,還有談戀愛這件事。
於是有心人開始發現,高等學府已經不再是純粹鑽研學問的嚴肅場所,公園角落裡一男一女的情況也越來越多了。
在年輕人中間,不但誕生出一個用來形容人的新詞兒——「很開放」。
互有好感的青年男女之間,那原本遙遠、隔閡的界限,也正在藉助一種較為委婉的親近方式開始拉進。
要知道,當時搞對象的人,非常保守,可不敢在大庭廣眾下明目張胆的拉手、摟抱。
但肩並肩漫步的過程里,他們的手臂卻往往會緊靠在一起,而且都會向後背著。
這樣做,便可以實現最大程度的親近,以體現出倆人之間非比尋常的關係來。
這應該也算是一種民間智慧的創新應用。
只是與渴望變化的年輕人完全不同。
這個時期,其他群體卻幾乎都在因為身邊正在發生的,或即將發生的巨大改變而感到焦慮不安。
比如國家的上層,就正在為我們人口爆炸的趨勢憂慮重重。
為了阻止2000年我國人口超過十四億成為現實。
這段時間中,相關部門的官員和專家們持續不斷的召開人口座談會。
來論證計劃生育政策是否可行,以及確定相關尺度。
另外,由於「偉人」在這段時間發表講話,宣布可以分期付款購房。
以及「外匯兌換券」作為購買力超然的第二貨幣,在我國開始正式流通。
也讓長期在分房福利政策和物資配給制上占有優勢的一些階層,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困惑和無所適從。
還有文藝界的意識形態之爭,也正在愈演愈烈。
此時的李谷依,正因為演唱了一首《三峽傳說》的主題曲《鄉戀》,而飽受業界的批評和質疑。
與喜歡她歌曲的眾多普通觀眾不同,許多專業人士認為,她所擅長的抒情演唱方式不健康,格調低劣。
但究其原因,不過是因為她好歌太多,名聲太大,太受觀眾的喜愛嗎,所以槍打出頭鳥罷了。
誰讓《歌曲》雜誌評選出的那十五首聽眾喜愛的歌里,她一個人就占了四個呢?
不打她打誰?
就連社會最基層也無法倖免。
在工作里,國有大中型企業顯得步履蹣跚,沉疴難愈。
不為別的,十年來,有不少工人們養成了偷奸耍滑的習性。
都變成了善於怠工,吃大鍋飯倍兒香的滑頭。
偏偏由於體制的限制,企業領導無權對這些工人實行實質性的經濟處罰。
於是在幹活全憑自覺的環境下,這些落後份子,仍舊我行我素。
並且對上級領導毫無尊重和忌憚之心。
每天不是樂此不疲的裝病、打牌,就是嘲笑領導與那些好好工作,認真負責的人。
這就導致,一些老鼠屎壞了整鍋粥。
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賴一個樣。
不但讓渴望恢復舊日榮光,努力工作的人日益心冷。
也讓國營企業人浮於事,越來越喪失活力。
而在生活里,京城老百姓也正日益感受到,由城市人口急劇增長所引發的不便,以及由價格體系動搖傳來的震盪。
毫無疑問,城市人口暴漲是知青大返城的必然結果。
從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京城以每年幾十萬人的速度,容納這些從異地歸家的青壯年。
京城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孩子屬於這個群體,因此沒有人能夠抱怨。
就拿扇兒胡同2號院來說吧。
繼寧衛民之後,邊家的二兒子邊建功,米家的大閨女米曉冉。
也都在這個春季回到了家裡,把戶口都遷回了京城。
於是,不但工作崗位的缺口越來越大,返城知青有了「待業青年」的雅號。
京城的市政體系和服務業也深陷在超負荷運轉之中。
無論坐公共汽車、上街買東西,澡堂子洗澡,洗髮店裡理髮,照相館照相,還是飯館裡吃飯。
這些人們的基本需求,全都變成了困難重重之事。
以寧衛民的家門口兒來看,無論前門大街、大柵欄、鮮魚口、還是打磨廠。
作為京城的鬧市區,幾乎從早到晚的人滿為患。
而八大員們的工作態度,當然因此變得更加粗暴和惡劣。
本來還算可以的社會秩序也因為無所事事的青壯年越來越多,變得重新混亂起來。
在京城的任何角落,每天都在發生爭吵,甚至是動手幹仗的情況。
偏偏就在這個時期,計劃經濟的價格體系也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入,開始鬆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