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抗日傳奇 第二十四章 馮國璋是個好同志

    1月26日馮借出京「巡視」為名，率領1000餘名衛隊，準備赴南京與李純等人商討反段大計。當馮的專車抵達天津時，曹錕率直隸軍政大員在車站歡迎。馮一行人在天津曹家花園小住一夜。曹錕向馮表示：「無論和戰，吾輩堅決服從命令。」第二天，馮國璋繼續乘專車南下，27日下午抵達濟南，山東督軍張懷芝登車晉謁總統，並同車赴蚌埠。此時段祺瑞急電倪嗣沖阻止馮前往南京。

    28日上午馮國璋專車抵達蚌埠，倪嗣沖率親信十餘人到站迎接，見到馮劈頭第一句就說：「在天津小站時，咱還是個文官，如今居然也領兵了，咱們多時相好，如今你是大總統，我還是個督軍，天差地遠，我看這督軍覲見大總統的大禮就免了吧！」下車後到了倪嗣沖署府，馮國璋也不甘示弱，剛坐定，就對倪嗣沖說：「督軍不聽中央的命令不必說，就是一個師長、旅長，索餉索械比什麼人都凶，一點點不如意就通電反對中央，請老弟代我想想，這樣的總統做得下去嗎?」倪嗣沖因事前接到段祺瑞密電命令他阻止馮國璋赴南京，所以對馮的態度極為惡劣，他竟然指著馮國璋說：「是戰是和，你是當總統的，總統先有個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為何不明白說出來！你和段總理已是數十年的老朋友了。可是，現在你只顧自己的總統地位，而不顧總理的面子，此種舉動真令吾輩寒心。」不待馮講話，倪又連珠炮般地發泄內心的不滿：「不知總統是否還記得當年在天津武備學堂當學生時候，校長不是我們安徽的李文忠（李鴻章）嗎。如今安徽人真倒霉了，當年卵翼出來的學生一個個都忘了本，同咱們搗起蛋來，這還了得嗎！」說到此他竟然拍案大哭起來，說什麼：「總統，現在國家已經危險萬分，我們北洋派也到了萬分危險的時候，你看南方的勢力這樣囂張，還有小人在總統跟前挑撥，說你是直派，說段總理是皖派，說你倆鬧意見，現在又造謠言說直皖兩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們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倪的一席話竟使馮國璋也流下了眼淚，跟隨馮國璋的田文烈見此情形，便說：「總統原來是與倪督軍、張督軍諸君商議討伐西南之事呢，既然這樣，待總統回去即下討伐令好了。」馮國璋欲赴南京，倪當即說：「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馮國璋不得已，只得折回北京。馮國璋回到北京後，於1月30日下討伐令，派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率軍進犯湖南，並於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說，「上年湖南事起，閣議主張用兵，國璋……冀以武裝促進和平，而未嘗以力征誓於有眾。……長沙陷落，大損國威……正宜申明紀律，激勵戎行……國璋不審傅良佐等之躁率而任用之，是無知人之明也；叛軍幸勝，反議弭兵，國璋輕許之，是無料事之智也。國璋即當返我初服，以謝國人。……」馮國璋效法專制君王用「罪己詔」的形式緩和與段祺瑞一派的緊張關係，盡力向段表示讓步，以平息皖系軍閥政客們的怨氣。3月23日復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

    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又占了上風．但馮國璋並不甘心「和平統一」政策的失敗，他密電曹錕率兵南下「適可而止」，不必過於深入為他人效力，「以恢復湘省為止」。曹接電後，心領神會，回電說：「決不令主座為難。盡請放懷！」吳佩孚率直軍攻占長沙後，段電吳「直搗兩廣」，吳藉口餉械供應不及，故意按兵不動。段為了早日完成他的「武力統一」，便極力籠絡曹錕、吳佩孚。當段準備升任曹錕為兩湖巡閱使兼湖北督軍的消息傳出後，馮國璋急忙致電曹錕：「久戎於外，直隸根本之地，未免空虛，倘有疏虞，便無退步。」於是直軍占領衡陽後，曹錕力辭兩湖巡閱使，立即回到天津，吳佩孚亦屯兵不前，並與護法軍劃界停戰，致使段的「武力統一」到此為止。段祺瑞企圖再以名位引誘曹、吳繼續為其賣力，使授曹錕為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授吳佩孚為「孚威將軍」。未幾，段祺瑞又「秘以副總統許曹」。並且親往湖北犒師。馮國璋此時恐怕曹錕再次受騙，便派陸建章赴天津說服曹錕，放棄南征，回到直系與李純等人合作把局面轉向和平。結果陸建章在天津被段的第一親信徐樹錚誘殺。段祺瑞深知阻礙「武力統一」的主要障礙是馮國璋，於是便指使親信王揖唐為首的「安福俱樂部」收買政客，操縱國會選舉，把馮趕下台去。安福系乘馮國璋繼黎元洪總統任期已滿，按照事前段祺瑞的部署選舉徐世昌為新總統，馮只得把總統的「寶座」讓了出來。不久，馮離京回到故里河間。

    徐世昌上台後，企圖調解直、皖兩系矛盾，為了取悅馮國璋，便批准下台的馮國璋仍有節制第十五、十六師的權力。不久，又派師景雲赴河間迎請馮晉京，以疏通馮、段感情。由於馮國璋鑑於陸建章被謀殺的教訓，遲遲不敢登程，直到靳雲鵬組閣，稍有了安全保障，他才於1919年l0月經天津抵達北京。馮國璋此次進京雖然是打著調合直、皖兩系分裂的旗號而來，但實際上，他依然想通過他的斡旋促進直系內部團結，以對抗皖系，並伺機東山再起。此外，他進京的另一任務，則是企圖把陸軍部於1919年6月裁撤的第十五、十六師的糧餉局奪回來，以保其外快財源不致中斷。然而一切都未能如願，即於12月28日突然病逝，時年62歲。馮國璋當大總統的時候鬧了一個大笑話，這就是「賣魚事件」。

    據傳，中南海的魚是前代皇家所放養，其中還有一條三尺長的紅魚和一條大鯉魚，上面繫著金圈，掛著金牌，一向就不曾為人所捕撈。馮國璋入主中南海後，派人將湖中的魚一網打盡，然後命人在市場上高價賣出，一時間北京各處都在叫賣「總統魚」，而所售之款盡入了馮國璋的私人腰包。當時有人寫了一個對子嘲諷說：「宰相東陵伐木，元首南海賣魚！」

    當然，在軍閥混戰時期，民國的大總統也確實不好做，因為各地稅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開口問中央要錢的卻多如牛毛。由於政局不穩，民國政府除了袁世凱時期有兩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時間都是靠舉債度日。

    馮玉祥在他的回憶錄里就曾記載，黎元洪作總統的時候經常抱怨：「唉，總統真不是人當的，這個月我又賠了三萬多！這樣計算，我每年就要賠上三十六萬。長此以往，我實在不能支持了。唉，你們看，這個月，我的煤礦股票和鹽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賠貼光了。東也捐款，西也募錢，叫人無法應付。每月進個十萬八萬，僅只捐款一項，就不夠開銷！」

    民國政府的收入不穩定，也難免要影響到總統的個人利益。馮國璋做地方大員的時候，對財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總統其實是名義好聽，一旦經濟匱乏，沒錢可花，到時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馮國璋在入京代理大總統前特別向段祺瑞提了一個條件，那就是將崇文門監督一職要到自己名下，因為崇文門監督是個肥缺，每個月可以穩定的收到二十萬元商業稅，可供總統府的開支。

    但是，一個月區區二十萬的收入固然可以解決總統府的開支，但對於很多國務大事來說是無濟於事的。因此，馮國璋也難免像黎元洪一樣，有時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據馮國璋的幕僚惲寶惠回憶，為了錢的事情，馮國璋還與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鬧過彆扭。

    事情是這樣的，王士珍當時作總理，馮國璋想讓他派個人到廣西督軍陸榮廷那裡去調停一下南北衝突，但王士珍請示川資如何開銷的時候，馮國璋卻又不肯出這筆錢，而是讓國務院自己去解決。王士珍聽後，私下裡大發脾氣，他憤憤的說：「這件事還不為的是他，我又不貪圖什麼！我一天到晚狗顛屁股垂似的，為的是誰？這一點錢，他還不往外拿！」

    最後，這筆款項還是由國務院開銷，但王士珍對馮國璋的吝嗇意見很大，這大概也是他總理沒幹多長時間的原因之一罷。最後，這筆款項還是由國務院開銷，但王士珍對馮國璋的吝嗇意見很大，這大概也是他總理沒幹多長時間的原因之一罷。

    馮國璋喜歡斂財，這和他的經歷也有一定關係的。在馮國璋祖父的時候，馮家還算家道殷實，但在馮國璋出世後，家道便開始中落，耕讀傳家變成了以耕為主，以讀為輔，生計維持頗為不易。馮國璋在幼年的時候入私塾就讀，成績還算優秀，在年長之後，他又去了保定最出名的蓮花書院讀書，但不久即因為家計睏乏而不得不放棄學業，回家務農。

    後來，馮國璋投入直隸提督聶士成的麾下，先做炊事兵，後來被營管帶發現，將他提拔為自己身邊的勤務兵。機緣巧合的是，在馮國璋入伍的第二年，李鴻章在天津創辦了北洋武備學堂，馮國璋又順利被推薦進入了第一期的步科學習（王士珍和段祺瑞均為炮科）。

    在武備學堂畢業後，因馮國璋的學業優秀，總辦蔭昌將他留校任教。由於當時淮軍並不重視軍校畢業生，而馮國璋急欲立下軍功升遷，後來便再次投入聶士成的部隊，並參加了甲午戰爭，其間表現甚佳。戰後，聶士成被推薦為中國駐日本大使裕庚的隨員前往日本，由此留意考察日本軍事，並著有兵書數冊，回國後獻給聶士成。可惜的是，聶士成是個老粗，他對近代軍事了解有限，因而馮國璋的成果並未得到重視。

    在袁世凱小站練兵後，馮國璋被老校長蔭昌推薦前去擔任教習，於是馮再次獻書，這次歪打正著，卻遇上一位大伯樂。袁世凱見書後如獲至寶，並連連稱讚馮國璋是「軍中學子第一人」，由此馮國璋也受到了袁世凱的極大重視，並在新建陸軍擔當重任。在此期間，小站新軍的步法操典均出於馮國璋之手，馮國璋也算是找到了施展身手的好地方。

    正因為馮國璋從小生活艱辛，因而對錢的事情看得比較重，和袁世凱、段祺瑞這些人比，他算是一個愛財的人。在清末民初時期，正是民族工商業發展迅速的時候，馮國璋和其他同時期的大人物一樣，也利用多年積累的余財進行多方投資，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間縣詩經村購置了大量地產，又與張謇合辦了占地數十萬萬畝的鹽墾公司，還在開灤煤礦、啟新洋灰公司、中華匯業銀行等處多有投資。雖然部分投資也有虧損失敗，但總的來說，馮國璋從中還是獲利頗大。

    對於馮國璋身為地方大員甚至國家元首仍舊顧及私利的情況，當時有人指責他「善自封殖」，馮國璋便為自己辯解道：「項城（即袁世凱）雄主，吾學蕭何田宅自肥之計，多為商業，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馮國璋給自己刻了一個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溫飽」。可真正的事實恐非如此。當然，馮國璋經營多種商業也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在發達顯貴之後，有些親戚、同鄉、朋友前來投奔，並希望他能安排個差使。馮國璋不好直接拒絕，但又不能給這些人安排官職，因此他通過投資經營一些商業來安排這些人，也算是公私兩分。據說，馮國璋在南京的時候，他軍隊裡的後勤供給，比如軍糧、服裝等，大多是由他自己經營的商業來供應。但是，他經營的那些商業大都任用私人，一旦馮國璋失去權勢，難免陷入困境。

    當然，馮國璋也不是一味的吝嗇，對於常年跟隨自己的親隨，他還是多有饋贈的。比如他的幕僚惲寶惠就曾說，馮國璋曾經給過手下親信師景雲八千大洋，讓他拿去侍奉老母親，而惲寶惠在其父親生病的時候，他本人也收到過馮國璋一萬五千元的中交票（折合八千大洋左右）。惲寶惠跟隨馮國璋多年，他也感嘆的說，像馮國璋這樣一個把錢看得很重的人，能夠拿出這樣一個款數來給他和師景雲，真算得上是「獨叨異數」了。

    馮國璋在1919年去世後，據當時的統計，馮國璋留下的遺產總值大概在300萬元不到，這些錢是馮國璋多年的儲蓄和投資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應該說，馮國璋雖喜斂財，倒也無貪贓枉法之名。馮國璋死後，喪事和遺產分配都是委託給老友王士珍來負責，在王士珍的主持下，這些錢都按不同的份額分給了他的子女們。

    段祺瑞沒有參與馮國璋的家務事，但他後來也來弔唁，據馮國璋的子女回憶，段祺瑞仍舊像往常一樣，面無表情的徑直走到馮國璋的遺體前，將蓋簾揭起，看了看老友的遺容，便回身走了。後來，段祺瑞派人送來親擬的輓聯，其中便有一句是「正擬同舟共濟，何期分道揚鑣」。這說的大概是他們分別做總統和總理那時的事了。應該說，早年身為清廷大臣的馮國璋能為其族人後代訂出「國家海禁開，東方大事起」這十個字，可以稱得上是很有政治遠見的，是積極進步的。

    馮國璋一生由一介書生而入武林，讀文史後再習軍事。在他所處那個時代，經歷了數次戰爭，其中親自參與的就有中日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進京等戰事；中國作為戰敗國，付出了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沉重代價。作為一個有著遠大抱負的中國一代知識分子，或是身為一名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軍事將領，馮國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銳的見解，屢屢向上司和清廷進言，並且一直身體力行地為「國家海禁開，東方大事起」這一宏願而盡心盡力。

    馮國璋當時已深切地感知，一個自詡為泱泱大國的國家，由於數百年來閉關鎖國，夜郎自大，國力早已衰敗不堪，遠遠落後於西方列強一大截了。他兩次東渡扶桑，從那個自明治維新以來變得強悍起來的國度中，發現了一條中國富強昌盛，再樹雄姿的可行之路，那就是打破海禁，引進外國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讓國人重新認識自我，認識世界。

    但其時其勢，這位漢族的清廷重臣也有與當年李鴻章相似的憂慮和顧忌，眼看著京城裡那個冥頑不化的滿清朝廷，還有早已腐敗不堪的各級衙門地方官吏，落後的農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揚的貿易商業，還有幾乎空白的現代工業這副積重難返的爛攤子，就決定了真正要在東方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強盛之勢，非一朝一代人所能辦到的。因此，馮國璋把希望放在了兒孫輩身上。

    西涼軍閥董卓是漢朝墜落、走向水深火熱的禍亂局面之標誌人物，北洋軍閥袁世凱是清朝墜落、走向水深火熱的禍亂局面之標誌人物。董卓和袁世凱的亂舉，加重了他們時代的災難深重，民眾痛苦難堪，水深火熱。董卓和袁世凱試圖「猴子稱大王」，模仿那些諸侯奪取天下、稱霸天下，威加天下的風采。結果是釀成他們自己遺臭萬年的悲劇性結局。董卓和袁世凱的悲劇，主要在於逆勢而為，而形勢比人強，即使如董卓和袁世凱這般的強人，也難以與形勢抗衡。董卓與袁世凱權傾一時，但不諳基本面時勢，亦在劫難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