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神學院,除了教授天主教義之外,也有一些自然科學,其中之人多是耶穌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
王彥隨著柏應理,在神學院內參觀一日,覺得十分新奇,他發現西夷重於對事物的規律和本質的探索,而中華則善於總結經驗,兩者之間存在很大差別。
不過王彥細想之下,其實中華也有類似的思想,《禮記·大學》中便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之言,只是自明以來重八股,加之理學思想被歪曲,才丟掉了許多原來的東西。
神學院中,西夷在算學,航海方面的成績,以及柏應理描繪的西方諸夷於海上爭霸,四處開海吞地之事,讓王彥感到驚訝,而最讓他驚奇的則是西夷所繪製的一副萬國圖,此圖與萬曆年間,西儒利瑪竇所繪《坤輿萬國全圖》,有很大不同。
在《坤輿萬國全圖》中,大明居世界中央,而眼前這幅圖,大明卻在地圖一角,這令隨行的陳邦彥等人時分不快,但王彥卻不知怎麼的,卻看得入神了。
他心中沒有陳邦彥等人的憤怒,反而生起一股強大的危機之感,於是他提出想將眼前的萬國圖,帶回廣州,柏應理自然沒有不答應的道理。
一日看下來,王彥不得不承認,經過神學院培養出來的傳教士,每一個都是難得的人才,幾乎個個都涉獵鑄炮、航海、算學、水利等方面的知識。
相比之下,大明的書院,卻只教授四書五經,對於雜學都很少涉獵,而教導出來的士子,也多是只能寫文章,卻既不懂農政、水利,也不懂管理地方的偏才。
在朝廷運作之中,這些考上進士,得以做官的士人,往往要在地方上摸爬滾打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學會如何治理國家。
對於國家大事,如治河,興修水利,築城,工部的官員也要進過摸索,才能勝任,其中對時間與資源的浪費可想而知。
王彥看見神學院中,除了教授神學的課程之外,其他七成都是雜學,心裡有些驚訝,但又不得不承認,如果大明的各級書院中,也開設諸如算術,農政,水利,鑄炮等等雜學,那培養出來的士人,必然比只會文章詩詞的士人,要強上太多。
其實中華在很久以前,也並非只重詩書經注,早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之時,孔聖人因材施教,弟子百人,士農工商,來自社會各個階層,但如今卻唯重士人,而古時六藝,今時也唯重書而已。
王彥在看完神學院之後,心中不禁一陣感嘆,他驚嘆西夷成就之時,也發現中華原本也有這些思想,只是後來逐步被捨棄了。
自國變以來,王彥心中一直都在思考,堂堂華夏,為何卻被撮爾小族擊敗?
在面對兩都淪喪,朝廷屢戰屢敗的情況之時,任何大明的士人都會反思,都會問一個問題,這是為什麼?大明不是天·朝上國嗎?為什麼如今敗得這麼慘?
王彥曾想過,這是因為百姓不知華夏,可漢唐之時,百姓也同樣如此,卻為何能威震夷狄?
想來問題就只能出現在朝廷和士大夫階層上了。
因為我們丟掉了許多好的思想和精神,所以變成現在的模樣。
柏應理說,西方經歷了長達數百年,黑暗無比的中世紀後,十字軍從阿拉伯世界,帶回來大量古希臘、古羅馬的典籍,使西方發生文藝復興。
他們從那些已經消失的文明中,尋找到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等先賢的光輝思想,使中世紀的西方走向光明。
王彥在面對堂堂大明,漢民萬萬卻打不過區區二十萬滿夷的屈辱現實時,不得不使他開始思變,不得不使他想到,重拾漢唐的尚武,重拾宋時的開闊,博大。
王彥想從重拾中華曾經的精神,從「民貴君輕」中減民疾苦,收拾人心,從「選賢任能」中提拔人才,從「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中,重拾尚武,不覺間,「變法」二字,浮現在王彥心頭。
王彥想要改革稅制,開財源,收商稅,減農稅。想要改革書院,加入雜學,想要提身武將地位,做到文武並舉,但事情卻不會那麼簡單,那麼容易實現。
自古改革必有新舊之爭,激進保守之爭,王彥真要改變,每一樣都會遭受傳統勢力的反擊,不說別的,就說讓書院教授雜學,他便會被士林罵死。
這時,王彥心中雖有想法,但肯定不可能立馬實施,但他卻決定慢慢的做些改變。
離開神學院時,王彥許諾,允許耶穌會在廣東傳教,但希望柏應理能為他推薦一批人才,他需要再廣州,將鑄炮坊從新建立起來,而且他準備將軍中的武院正式化,除了教授兵書戰策之外,對於火器,步戰,騎戰,後勤,都進行一定的教導。
柏應理立馬應下王彥的要求,並寫信給遠在福建傳教的艾儒略,讓他到廣州幫助王彥建立鑄炮坊,並在廣東發展基督教。
次日,王彥領著人馬,帶著從葡萄牙人處購買的一百門火炮趕回廣州,便立馬將火炮交給施琅。
這些火炮與大明自行建造的火炮相比,確實精良一些,這源自於西夷精益求精的態度。
施琅命人將大炮裝上三艘福船,當然此福船無法與鄭和下西洋的福船相比,要小上幾號不止。
「轟隆~」「轟隆~」的炮聲響起,施琅高興的謂王彥道:「國公大人,此西夷火炮,射程遠,而且在精度上,也比自鑄火炮要強上許多。在大海上,戰船迎風破浪,在航行中很難被擊中,但有了這批火炮,粵地水師的炮擊,至少能十中其三,末將有把握出海矣。」如今客民已經準備遷入瓊州,而瓊州島上的揚州百姓,亦急需物資支援,但鄭氏扮作海寇四處襲擊粵地海船,使王彥根本不敢派船出海。
現在王彥聞施琅之語,立馬問道:「將軍有幾成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