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1796 中國地理對爭霸的影響

    中國古代軍事地理格局乃是一種棋盤型格局。

    從軍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國的地理格局就像一個不規範的圍棋盤。在這個不規範的圍棋盤上，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是其四邊，中原為其中央腹地。

    中國的地域雖然遼闊，但在歷代戰爭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卻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體上分布在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和第三級階梯上。

    歷代戰爭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關係到天下的統一與分裂、關係到一朝一代的興與衰，或者，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中關係到中原政權的存與亡。

    古人慣講「山川都會」。一般說來，在那些既有山地險要可以憑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戰略要地。

    幾列東西向的山河與幾列南北向的山河縱橫交錯，將中國腹地分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區域。中國地勢三級階梯大體上呈東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的一系列山脈——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經嵩山山脈、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轉向鄂西、湘西山脈而接雲貴高原——為中國的東、西部之間的一個重要分界線。南北之間也分出幾個層次，其主要的分界線則為長江、黃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條山、大別山也起到了補充作用。

    這幾列縱橫交錯的山河將中國腹地分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這些地理單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間容量，外圍有險要的山脈或者江河為之險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內外，既是這些地域內部流通的運輸線，又將不同的區域聯繫起來，這種聯繫乃是區域之間戰略關係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礎。

    山脈和江河的戰略意義各相同。山脈的意義重在阻隔，而貴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義重在流通，而貴在有據點可以扼守。

    一般說來，山地的斷層地帶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嶺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於作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關中四塞、太行八陘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幾條棧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為人力、物力運輸的交通線。以江河作為險阻，還須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與幹流的交匯處建立據點，以確保對這些江河的控制。如黃河的孟津和蒲津、長江的瓜洲渡和採石渡、淮河的潁口、渦口、泗口等處，便都伴隨著重要軍事據點的形成。

    有山地險要可以憑恃，則易於在紛亂的局面中建立根據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積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則便於向外部投遞力量，便於向外擴展，也便於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戰略要地大都擁有這些條件。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九大戰略要地並不全是按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劃來劃分，而是主要是考慮到它們在軍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勢的原因構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它們在歷代戰爭中也的確顯示出了它們作為一個個獨立單元的地位。其中，關中主要是指陝西省的秦嶺以北部分；漢中地區則因其相對獨立，單獨作為一個戰略要地；東南主要是指江蘇、安徽兩省的中南部；中原則主要指河南。其它幾地則基本上同於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劃。在稱法上，關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稱法，因為這種稱法本身就極富戰略色彩。

    在上述幾大戰略要地的外圍，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於位置的關係，這些地域險要的山川固然保護了自己，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它與外部的聯繫，妨礙了它對於全局的全面介入，因此在歷代興亡中，對於全局未能顯示出決定性的意義。當然，近代以後，中國的國防形勢發生變化，它們在軍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變化。

    在這個棋盤型格局中，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分處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一般都有比較優越的山河形勢，有相對穩固的後方和可以憑恃的山川險阻，能夠一種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態勢；有優越的經濟條件，足以供養、支撐起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易於形成一定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勢力興起之初，占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據地，從容經營，積累力量，為日後進取天下打下基礎。

    關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嶺橫亘，西有隴山延綿，北有黃土高原，東有華山、崤山及晉西南山地，更兼有黃河環繞，可謂山川環抱，氣勢團聚。在地勢上，關中對東部平原地帶呈高屋建瓴之勢。關中四面有山河為之險阻，幾處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關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關扼崤函之險，控制著關中與中原之間的往來通道；武關控秦嶺東段之險，扼守著關中東南方向的進入通道；散關扼秦嶺西端之險，控制著關中與漢中、巴蜀之間的交通咽喉；蕭關扼隴山之險，守備著關中西北通道。四塞險固，閉關可以自守，出關可以進取。形勢有利，就出關進取；形勢不利，則閉關自守。從而使關中具備一種能進能退、可攻或守的態勢。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環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脈起著抗擊塞北遊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安全。居庸關、山海關、松亭關、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關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脈的幾條交通孔道。太行山脈為河北的右側翼的重要屏障。紫荊關、倒馬關、井陘關、滏口等關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脈的往來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東西向的河流，如拒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權抗擊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中，也能夠加以利用，建立河防體系。對於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區的意義就在於它將農耕經濟的中原地區與遊牧經濟的塞北聯繫起來。這種聯繫在他們的統治受到來自中原的挑戰時顯得為尤重要。

    東南的防禦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託的多層次的防禦體系。南北對抗，南方主要是依託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下連吳越，縱貫東西，延綿數千里，上下游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對抗北方鐵騎衝擊的天塹作用。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系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游易渡之處有二，一是採石渡，一是刮洲渡，分處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強對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分別有京口（今江蘇鎮江）和採石，北岸分別有廣陵（今江蘇揚州）和歷陽（今安徽和縣），都置兵戊於守，立為重鎮。淮河與長江相表里，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經營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戰略意義。歷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係都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鎮，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鍾離（今安徽鳳陽）和壽春（今安徽壽縣），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江蘇淮安）和盱眙。壽春正對潁口（潁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潁河或淮河上遊方向的來敵；鍾離正對渦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渦河之沖。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水運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控制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以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隨著南北力量的消長變化，其攻守之勢也隨著而變化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南北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前沿。

    四川居長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都是崇山峻岭，其防護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長江三峽是其與東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與北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兩個方向的往來孔道俱極險要。大抵東面為水路，行江道；北面為陸路，行棧道。這兩個方向又分別歸重於兩大重心：重慶和成都。由重慶東出，經三峽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節（古夔州）為其門戶，矍塘關（亦稱江關、捍關）即在此處；從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倉道可入漢中，另由陰平道可通隴上，大抵以劍閣為其門戶，劍門關即在此處。在重慶與成都之間，又有幾條江河水路相連通。

    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四角地位得以形成，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條件，即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優越的自然條件。自然條件優越，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才能夠儲糧養兵，供養、支撐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關中腹地為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沖積平原，號稱「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古代河北的農業生產條件雖不如現在，但河北特別是河北北部擁有一種比較好的在內地與塞外之間、在農耕經濟與遊牧經濟之間進行貿易的條件。這種經濟特色跟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之間的一個重要銜接地帶的地位是相適應的。東南地區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比較優越，隨著江南的開發和發展，到南朝時，在《禹貢》中稱為「厥田下下」的東南揚州地區已呈現出相當繁華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時起，東南財賦便為關中所倚重。隋**鑿大運河、唐代大力整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必仰仗東南，也經營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四川盆地在歷史上每被稱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長江及其眾多支流沖積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於農業生產；加上四川及其周圍地區物產豐富，因此，四川地區每被贊為「民殷國富」。

    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業。但要統一天下，僅有地理條件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才能整合出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是進取天下的社會基礎。在分處四解的幾大戰略要地中，建立於關中和河北的政權都曾經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歷史上的全國性政權也大多定都於此二地；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對峙之局，而少有統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多為割據政權，而沒有一個政權曾統一過天下。究其根源，都可從這些政權所賴以建立的社會基礎中探尋一二。

    一個地域能否興起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與這個地域的民風、社會文化特色及其發展水平有很大的關係。關中地近西戎，風俗勁勇，民皆習戰；自商鞅變法，秦人以耕戰為本，遺**披，影響深遠，形成了與東部地區迥然相異的社會風尚，秦漢時期即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註：《後漢書》卷五十八虞詡傳]的說法；北朝後期，鮮卑軍事貴族與北方漢姓土族結合，形成集團勢力——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成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統治的基礎。河北自戰國時起便一直是抗擊北方遊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勁悍習戰民風的形成與這一點有很大關係。自趙武靈王改制，胡服騎射，河北精兵，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權相當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遊牧民族所建，這些生長、生活於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於騎射，是天生的戰士，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據塞內的遊牧民族大都能夠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這樣，新興民族初起的銳氣、遊牧民族宜於征戰的天性和對於漢族先進文化的接受，幾個方面相結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軍事上令漢族難與爭鋒。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這樣，在東南地區與中原之間沒有那種地方文化與中心文化區之間的差距。中原先進的社會文化遂構成東南政權的重要基礎。在北方淪亡之後，喬遷到東南的政權大多能憑藉這一點整合南方社會，保有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此外，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歷代流民遷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喬遷政權本身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所以，立足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四川的政權大多為客籍集團所建，客籍集團是他們割據四川時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團與四川本土人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為歷代據蜀者一直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權的內部力量。此外，四川優越的地理條件使歷代據蜀者易於養成一種政治上的「盆地心態」，安於偏霸，安於割據，不思進取。這大概是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從沒有完成過統一天下大業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分處四邊。四邊之地，一般也有比較險要的山河形勢，但這些地域綜合條件不如四角。它們都夾在兩角之間，彼可以來，此可以往，既是雙方聯繫的紐帶，又是雙方對抗時爭奪的焦點。其地形特點也與它們的地位相符，既有供雙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險要；而且，它們與中原之間有比較捷近的通道。興起於四角的政治勢力，要想擺脫割據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擴展，必先爭兩翼，控制夾該角的兩邊。

    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具有樞紐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體是由東西兩側的山脈夾中間一系列珠狀盆地構成的。東面太行山脈構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呂梁山、中條山與黃河一道構成關中的東部屏障。山西境內山河分布錯綜複雜，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狀盆地。這些盆地地形都相對封閉，成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在這些小區域內，分別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和重要關隘。它們分別面向不同的方向，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山西的山河形勢使山西具有一種極為有利的內線作戰的地位。山西地勢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幾個交通孔道，多是利於外出而不利於入攻。這是山西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樞紐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礎。匈奴劉漢滅西晉之戰、北魏百年興亡的歷程和五代政權的頻繁迭興均能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山東地形的意義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顯得尤其突出。山東地形的主體是魯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東面為渤海和黃海所環抱。山東的一些重要軍事據點基本上分布在魯中南低山丘陵的四側，大都依山臨河，控扼一方。黃河在北方地區東西縱貫，為東、西部之間的一條交通大動脈。大運河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縱貫，為南北之間的交通大動脈。大運河開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開鑿，便能連能長江和黃河，從而起到溝通南北的作用。山東便處在這兩條大動脈交匯的位置上。另外，膠東半島為古代海上運輸的一大中轉地。山東在南北之間尤居樞紐性地位。南北對峙之際，山東常是爭奪的焦點。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後，連接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南北交通動脈大運河，正處在山東的監控之下，所以山東地位舉足輕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東而打開大都門戶、「靖難之役」中朱棣以躍過山東而南下金陵，尤能顯現中國政治重心東移之後，山東在南北爭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長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間居樞紐性地位。湖北外圍有延綿的山脈為之險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從而形成它「用武之國」的戰略地位。從湖北沿長江上溯，穿越三峽，是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間對抗，則湖北可阻遏川中勢力之東出。湖北居東南之上游，立足東南的政權，無不恃荊襄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權內部，荊襄地區卻每每成為一個隱患。據上游之勢的荊襄地區常給東南構成很大的壓力。東晉南朝時期，據荊襄游稱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從湖北藉漢水北上，還可經略中原，進圖北方。襄陽、武昌、江陵湖北境內的三大重心，猶如鼎之三足，撐開湖北形勢，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時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顧祖禹在談到它們的戰略意義時精闢地論道：「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註：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湖廣方輿紀要序]南北對峙之際，荊襄每為強藩巨鎮，以屏護上游。自古未有失荊襄而能保有東南者。西晉滅孫吳、隋滅陳、北宋滅南唐、蒙古滅南宋，局面均自荊襄上游打開。

    秦嶺和大巴山脈夾漢水河谷構成漢中地形的主體，兩列山脈平行聳立，東西延綿，漢中便夾在它們之間。秦嶺東端有武關，西端有散關，另有三條谷道，可為漢中與四川之間的通道，它們是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在漢中與四川之間，也有兩條谷道穿越大巴山脈：金牛道和米倉道。漢中夾在關中和四川這兩個上游地區之間，利害關係的膠著程度遠非東部的淮河所能比擬。淮河南北尚有廣闊的地域可作迴旋，在漢中地區則沒有什麼迴旋餘地，南北雙方在漢中地區一時的得失往往足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從蜀漢開國到滅亡一前一後在漢中地區經營的得失，比較典型地反映出漢中在南北之間地位的輕重。

    漢中地區南北利害關係如此膠著，東西伸展的天地卻非常廣闊。西漢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條由漢中通往隴西的比較平坦的通道。隴西地勢明顯高於關中、四川，自關中、四川仰攻隴西較難，而自隴西下攻關中和四川卻較易。這就給在漢中、關隴一帶的角逐者們提供了一個思路：與其在秦嶺南北爭一日之短長，不如取遠勢爭隴西，取得一種地理上的有利態勢。蜀漢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於這種思路。若由漢中地區向東南伸展，兩側地形呈現一種驚人的對稱。秦嶺向東延伸然後向北包轉，與熊耳山、崤山、華山等山相連，形成潼關險要；大巴山向東延伸然後向南包轉，與武當山、荊山、巫山等山相連，形成三峽險要。這些險要是川、陝二地形成「天府之國」的地理基礎，卻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川、陝勢力的東出造成了困難。這樣，當東、西方之間在三峽或潼關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時，西部勢力可以出漢中從側翼打開僵局。出漢中從側翼撕開潼關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戰例是蒙古攻金之戰；出長江與出漢水相配合以打開三峽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戰國時秦攻楚之戰。

    無論是哪個角的政治勢力，在兩翼經營的得失，都足以決定其興衰，足以決定其能否擺脫偏霸格局，向外擴展。經營好兩翼，以守而言，可以鞏固其防守態勢；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進取天下。

    對於關中來說，漢中和山西為其兩翼，尤以山西的經營為關鍵；對於河北來說，山西和山東為其兩翼，亦以山西的經營為關鍵。因為北方的爭雄常表現為關中與河北之間的爭雄，山西像一個楔子楔入關中與河北之間，雙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決定性意義。對於東南來說，山東和湖北為其兩翼；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游，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其中湖北以其據長江上游之勢而尤為關鍵。對於四川為說，漢中和湖北為其兩翼；必東據江陵，北守漢中，四川之險才稱穩固；據江陵可全據巫山之險，守漢中可人據大巴山之險。其中，漢中以其據地勢之上游而尤為關鍵。

    中原處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勢。中原四通八達之地，為四方聯繫的樞紐。由中原趨周圍地域、由周圍地域趨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勢與周圍地域息息相關。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響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紛亂，則四方形勢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紛亂之初，因為中原四面皆可受敵，四方分崩的離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勢，而使中原成為一個動盪的交匯之地。動盪的洪流足以沖毀任何據守中原的努力。此時，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易，而據中原四戰之者難。

    在歷史治亂、分合的交替變遷中，在從治到亂、從合到分的階段，據中原四戰之地者常難，據四角山川險這地者常易；而在從亂到治、從分趨合的階段，只有走出四角爭中原者才有機會爭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則終難擺脫偏霸局面。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爭之地。進取天下，中原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為控御中樞。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只有中原四通八達的地理條件，才能獲得控御八方的形勢。

    就本身的地理形勢而言，中原地區大體上又可以分為四個區域，分別憑藉不同的地理條件，顯示不同的戰略意義。這四個區域是：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游、東北河內地區。

    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黃河橫亘，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陽城即位於其中。山脈環繞，形成險阻；河流上下周流，可與外部聯繫。洛陽周圍的關隘大都是依三川河谷的山川險阻而立：潼關拒其西，扼崤函之險；虎牢阻其東，扼嵩山北麓與黃河之間的通道；伊闕（今洛陽龍門）阻其南，扼嵩山與熊耳山之間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黃河渡口；另有廣成關（今臨汝西）控制經由汝河河谷的往來通道、轘轅關（今鞏義西南）控制由潁河方向來的通道。三川河谷為東西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在東西關係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關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以銜接東西。

    南陽盆地像是關中、漢中、湖北與中原四者之間的一個旋轉門，四面都可進入，四面都可出擊。從全局的角度看，南陽盆地具有東西伸展、南北交匯的特點。襄陽和南陽分處於盆地的南北兩端，這兩座重鎮的形成代表了南北雙方在這片地域內利害關係的對峙和膠著。南北對峙時，南北雙方往往各據襄陽和南陽而分享南陽盆地。在東西之爭中，無論是入攻關中，還是自關中東出，南陽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東南都可以憑恃的地理條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黃河與大別山之間，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渦河、潁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幹等河流成扇形展開。這些河流的源頭都深達中原腹地，下流匯入淮河，因而成為中原與東南之間的主要交通線路。南北相爭，這些河流每為雙方戰守之資，由中原趨江淮而臨東南，由東南出江淮而圖中原，都可藉這些河流為運輸線。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趨泗口，略淮東方向；由渦、潁二水南下，可趨渦口、潁口，略淮南方向。此外，這片地域南倚大別山，扼武勝、平靖、黃峴三關，屏護著中原的南側翼。

    河內地區處太行山與黃河之間，北倚山，南阻河。山地關隘為往來孔道，黃河渡口為南北津要。太行八陘中第一陘軹關（在今濟源市西北），為山西西南部與河內之間往來必經之路；太行第二陘即秦漢時的太行道，上有天井關，關南即太行山之羊腸坂道，為山西上黨與河內之間的咽喉。河內與洛陽之間的主要通道則為黃河孟津渡口。河內地區在山西與河南之間、在關中與河北之間都是往來的要衝。在河內與山西之間，太行關隘是是攻守的要點；在河內與河南之間，河陽孟津是攻守的要點。河內地區在東、西部之間與是往來要衝。從河內入軹關、經蒲津可趨關中；從河內循太行山東進，可趨河北。

    在整個棋盤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說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話，那麼，洛陽則是這個圍棋盤上的天元。歷史上，許多政權曾經洛陽為都城。洛陽雖號為四方之中，其形勢之間卻在外圍。所謂洛陽的外圍，可從幾個層次去說，第一個層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圍諸險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龍門等；第二個層次即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游、東北河內地區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險，這些地域是中原與其外圍四方的聯繫通道；若將視野再放大些，則其外圍可延及關中、河北、東南及荊襄等大的戰略要地。洛陽便處在這幾層外圍的包圍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原攻守形勢的特點。攻取洛陽，進取中原是一種由外向內的層層遞進；中原防守的經營則是一種以洛陽為中心、由內向外的層層輻射。

    至於在一種大型對抗如東西之爭和南北對峙中，中原必定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東西相爭必有一條縱貫南北的軸線作為雙方爭奪的前沿地帶；南北對峙則必有一條橫貫東西的軸線作為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東西之爭的蹭軸線大致是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南北對峙的中間軸線是淮河至漢水上游一線。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與南北之爭的中間軸線的交匯地帶。因此，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對峙，中原都必定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

    歷史治亂更替，天下大勢也隨之分合變遷。通常，一個統一的王朝因積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隨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歷史遂在混亂中醞釀新的統一。

    逐鹿雖在中原，真正能參入逐鹿的群雄，卻多不起於中原，而趨於四角。歷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趨於四角。歷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起於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先據有一到兩個角，積累力量，繼之以向兩翼擴展，然後，向中原發展，進取天下。

    秦、西漢、隋（隋因襲的層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的。由關中進取天下，以秦的統一開其先例，且其進取天下的歷程亦最典型，西漢、隋、唐的統一，大抵循秦之故轍：其根基在關中，擴展在兩翼，決戰在中原。

    東漢劉秀則開創了由河北進取天下的先例。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帝自立，先據河北、河內作為根基，次取河南，據洛陽，立為都，然後，遣將四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後，也以河北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開創了由東南統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據有金陵，西平陳友諒，控制荊襄上游；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平定江南之後，興師北伐元朝，先攻山東，由山東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後，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驅逐蒙古勢力，統一天下。四川處西南之角，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在歷史上未見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這另有原因，後面會詳細討論。

    據有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據一方，稱雄一時。當統一的條件不成熟時，據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業。以魏晉南北朝這段大分裂大動盪的歷史時期為例，這段時期內建立的割據政權大多是在關隴、河北和四川，尤以關隴、河北為多。建立於關中的政權，除去那些全國性政權如秦、西漢、新（王莽）、隋和唐外，還有綠林更始政權、赤眉政權、十六國時的前趙、前秦、後秦、夏（赫連勃勃）、北朝時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齊（黃巢）、明末的大順（李自成）等政權。此外，在喪亂之中，東漢和西晉政權也一度遷移關中。更不用說那些更小短暫割據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貞、元末的李思濟等等。

    建立於河北的政權，除去那些全國性政權如元、明、清外，以燕、趙命名的政權就有多個。以燕命名的政權有戰國時的燕、秦末的燕（韓廣）、西漢初的燕（臧荼）、東漢初的燕（彭寵）、十六國時鮮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後燕、唐末的燕（劉仁恭）等等。以趙命名的政權有戰國時的趙、秦末時的趙（武臣）、楚漢之際的趙（趙王歇）、十六國時的後趙等等。此外，還有十六國時的魏（冉閔）、北朝時期的東魏和北齊、隋末的夏（竇建德）等等。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有春秋時期的吳、越、三國時的孫吳、東晉、南朝的寧、齊、梁、陳、唐初的吳（先後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吳）、宋（輔公祏）、五代十國時的南唐、吳越、南宋、元末的周（張士誠）、明（初期）和太平天國等等。

    建立於四川的政權中，雖未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但是，沒有一個分裂動盪的歷史時期四川地區會不出現獨立的割據政權。在四川建立的政權有戰國時的巴和蜀、東漢初的成家政權（公孫述）、三國時的蜀漢政權（劉備）、西晉末的成漢政權（李雄）、東晉時的蜀（焦縱）、五代時的前蜀政權（王建）、後蜀政權（孟知祥）、北宋時的蜀（先後有李順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邊之地雖綜合條件不如四角，但紛亂之際也易於憑藉其地理形勢形成割據勢力，建立割據政權，而且，因其與周圍地區聯繫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響，尤其像山西、山東這樣的地方。山西處關中、河北之間，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數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響尤大。山西的割據政權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少數民族所建。歷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權傾覆中原政權者屢見不鮮，如匈奴劉漢之亡西晉、後唐之亡後梁、後晉之亡後唐，等等。山東地處南北之間，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後，更是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之間聯繫的銜接地帶，割據山東造成的影響也比較大。

    隨著歷史大勢的演變，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是有變化的。中國政治重心自西向東的移動趨勢即說明了這點。政治重心處於關中的時代，關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後來，在經歷了一段搖擺之後，政治重心移至河北。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關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這一變化給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響，如在政治重心位於關中的時代，湖北是西北與東南之間銜接的紐帶，地位比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後，隨著關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東則成了南北之間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聯繫的樞紐，地位舉足輕重。

    這是就大的趨勢而言。實際上，不管在什麼時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都並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當時政治、軍事整體形勢的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