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血的麻糖 第五十一章 歷史的轉折（二）

    國民政府和蘇聯（蘇共）的關係因為民國十八年中東路事件破裂。然而，日本退出國聯後，加快了對中國侵略的步伐，日軍在中國東北、內蒙的行動，引起了蘇聯領導人史達林的警覺。民國二十三年，共產黨在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中失利，軍事力量十分弱小。史達林希望中國能夠阻止和牽制日本對蘇聯的軍事侵略，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國民政府、國民黨，而並不是中國共產黨。基於這個戰略考量，民國二十四年春，蘇聯同南京國民政府恢復了外交關係。當年底，國民政府派陳果夫前往蘇聯首都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民國二十六年正式公布）。

    蔣介石早年在日本士官預備學校留學，加入了同盟會。當時，看到日俄侵華的野心，題詩《述志》：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赴日留學歸國後，投身民主革命，深得孫中山器重。民國十三年，在國民黨第一次******決定建立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革命軍隊，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至此進入國民黨軍政中樞，崛起於民國政壇，相繼擔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要職，執掌國民黨和國民政府。

    蔣介石熟悉中國歷史，深諳封建帝國「攘外必先安內」之道。從他發動「四一二」政變開始，執著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內」，執著於剿共。蔣介石與日軍有過多次交鋒，屢受其辱，對日本恨之入骨，早已誓雪前恥。然而，他認為民國國力貧弱，遠不具備對日開戰的條件，需要隱忍，積蓄戰力，而中共卻是心腹大患。因此，消除國內隱患成為蔣介石主導的大事。然而，國內日益高漲的抗日熱情，一次又一次把蔣介石推上了風口浪尖。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出於對蔣介石不抗日的痛恨，晨光報記者孫鳳鳴準備在蔣介石和與會代表合影時行刺。碰巧蔣介石遲遲不露面，而同樣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國民黨二號人物汪精衛差點成了替死鬼，孫鳳鳴等之不及，一邊高呼「打倒賣國賊」，一連向汪精衛連開三槍。這件事對蔣介石觸動很大，讓他意識到抗日的時間緊迫性，如果再不抗日，將會成為全國民眾的公敵，此後對日態度逐漸強硬。迫於蘇聯提出中國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議，這一年底，蔣介石開始派人秘密與共產黨接觸。但是，國民黨反共的行動一直沒有停止。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出席共產國際「七大」代表團，遞交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首次提出了停止內戰、組織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政治主張，在中國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經史達林同意後，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員會名義正式發表。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重建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組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將過去「反蔣抗日」的口號改變為「逼蔣抗日」。九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與張學良東北軍簽署了《抗日救國協定》。十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致蔣介石書》，敦促他立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但是，蔣介石對中共方面的呼籲置之不理，先後於十月上旬、十二月上旬親赴西安督導剿共。在張學良、楊虎城進諫放棄剿共團結抗日失敗後，這就有了十二月十二日的「兵諫」，也就是西安事變。在中共努力下，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國共產黨派代表與蔣介石見面，蔣同意停止剿共，同意聯合紅軍及抗戰談判議定的六項條件，並邀請中國共產黨派代表去南京談判。

    十二月二十五日，張學良護送蔣介石離開西安。

    至此，全國民眾都以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然而，事情並沒有如民眾想像那般順利和平解決。十二月二十六日，蔣介石發布《對張楊的訓詞》。二十八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把蔣介石在西安簽訂的六項協議公之於眾，敦促踐行。在這份聲音中指出：「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由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捲蔣氏而去。」

    聲明發表後三天，國民黨何應欽下令中央軍進攻西安，企圖再起戰端。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五日，楊虎城通電南京政府，指出：「國危至此，總不應再萁豆相煎之爭。否則，若再打內戰，則虎城等欲求國內和平而不得，欲求對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致死不悔。」

    三日後，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蘇維埃中央政府為號召停止內戰通電》，披露國民黨親日派何應欽以「擁蔣」為名挑動內戰、準備投降日本、滅亡中國的陰謀，並調動紅軍主力向關中集結，與張學良、楊虎城部隊結成聯軍，準備迎接親日派的進攻。

    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國民黨這才真正同意坐下來談判和解。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成為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開啟了中國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

    從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發動政變，殘殺共產黨人開始，國共兩黨水火不容，同室操戈，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兩黨關係發生了戲劇性轉折，從此走上了合作抗日的道路。

    儘管胡立德並不知道張學良在近兩年已經曾向蔣介石進諫過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但是，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他還是對張學良的行為進行了認真地思量，對於張學良在此事件中所做出的犧牲，當然瞭然於心。不覺之中已經慢慢改變了對他的看法，也暗暗為張學良的轉變而震驚。只是由於張學良過去所做所為太過不堪，對張學良的成見太深，而不願在語言上承認對張學良看法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