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師長范哈兒 第一百六十八節 外交博弈
第一百六十八節 外交博弈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確算是一次同盟戰爭，從頭到尾幾乎都是同盟對同盟。最初是英法對德意，然後是美英俄對德意日，最後世界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共同組成了一個大同盟，號稱反法西斯聯盟。
但是這些同盟國家之間的關係卻是相當複雜，而且彼此差異頗大，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人對於這一方面的問題似乎不太重視，尤其是在同盟戰略方面的研究最為缺乏。其實德意、德日、英法、美英等同盟關係，都有很慢的一個發展過程，甚至和一戰的那種結盟不同，這次的結盟重點都是放在戰略方面而不是外交方面。主要目的，當然是因為同盟關係在戰略領域中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同盟戰略形成的最終好處，讓各個集團非常樂衷與達成一類的結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資格最老的同盟關係是德意兩國之間的同盟。此種關係的起源可以回溯到戰前的30年代。自從希特勒1933年在德國取得政權之後，由於雙方在思想上的接近，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即開始締結夥伴關係。但兩國之間不過是互通聲氣，彼此捧場，還根本談不上有所謂同盟的存在。
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的爆發對於德意關係的發展是一個關鍵。德意兩國對西班牙的共同政策為羅馬柏林軸心奠定了主要基礎。從1936年9月起，希特勒即積極展開其爭取義大利的外交戰。他特別指出：「地中海是一個純粹的義大利海，義大利有控制地中海的特權。」這種曲意交歡的態度也就沖淡了雙方過去因為奧地利問題曾引起的不愉快情緒。
經過若干互相磋商之後，10月21日義大利外長，墨索里尼的女婿齊亞諾遂在柏林與德國外長諾紐賴特簽訂一項所謂《十月草約》，在許多問題上都說明了雙方合作的細節。這是兩國之間有正式條約的開始，但嚴格說來，仍不具有軍事同盟的意義。
直到1936年11月1日，墨索里尼公開承認兩國之間已有一種協定之存在，並第一次使用「軸心」這個名詞，後來所謂的軸心國同盟，才開始第一次出現在這個世界。
而直到1936年11月，德日兩國代表又在柏林簽訂所謂《**公約》(anti－comintern pact)——關於該公約內容留待下節說明——希特勒遂希望把《十月草約》與《**公約》合而為一，並以此當做一個新軍事同盟的基礎。
這次范哈兒收到的德日結盟情報，其實就是關於這個「**協定」的，只是因為這時候協定還沒具體簽署，一號特工也無法具體分辨這個協定的性質，就把歸為可能的盟約罷了。
范哈兒立刻約見德國外長紐賴特，對此事進行關注：
「紐賴特男爵，聽說貴國和日本這個曾經入侵貴國的敵人，在進行一些結盟商談，不知道是否有這事？」
紐賴特一聽說范哈兒提起此事，就是一驚。
他作為外長，當然知道將日本合作簽約的事情，實際上，兩國外交官此前已經進行了多次秘密的商談，直到雙方高層對此達成統一共識，才在最近幾天剛剛進入實質性的商談。但因為實質性的商談，自然要啟用大量外交人員，所以這次的保密程度，才會比之前稍微減弱。只是就算這樣，那好歹也仍舊是一次秘密談判，怎麼會讓范哈兒這個中國將軍，這麼快就知道消息了呢？
紐賴特心中不解，但是嘴上還是馬上進行否認：
「范將軍，德國和日本之間的外交關係，到目前為止一直維持了原來的正常關係，絕對沒有達成任何的盟約。而且將軍閣下完全可以放心，就算德日達成什麼盟約，我也可以保證，絕對不會是針對中國的。」
紐賴特一臉平靜，並沒有任何說謊的羞愧。
實際上，他這裡也主要採用了大量外交術語，卻是真沒有撒謊。
范哈兒一聽紐賴特的話，就知道他是故意這麼回答，實際迴避了自己問題的本質，就是德國有沒有在和日本進行結盟談判。
他知道這位紐賴特男爵，其實在德國外交系統還算是個親華派，比較好說話。現在看對方的態度，他當即不滿的表態：
「紐賴特男爵，您作為一個資深的外交官，應該明白中日之間的恩怨關係，尤其應該明白當近日本對中國的態度。我們現在彼此之間是非常友好的朋友，而如果德國政府，對日本表示了任何友好的信號，都將會促使他們對中國採取更不友好的行動。我必須提醒你一個事實，男爵閣下，一旦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到時候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和德國的正常交往。」
范哈兒這已經是在隱隱威脅。
他知道，35年、36年、37年，這幾年正是納粹德國發展軍備的最關鍵幾年，他們非常需要中國政府提供的各種珍貴軍用資源鎢、銻、鉬、鉻等。如果自己現在馬上掐斷對德的這些礦產供應，絕對會讓國內沒多少儲備的德國，進入一個非常不妙的境地。
他的威脅一出，果然讓紐賴特男爵立刻變了臉色：
「將軍閣下，雖然我覺得你這是在威脅偉大的德意志帝國，但我還是願意將你的意志，轉達給我們的元首，由他親自裁決對你們態度。」
紐賴特神色十分嚴肅的站了起來，準備告辭離開。
范哈兒也沒有挽留，而是就此表示：
「這也正是我想要的，希望將軍閣下，能夠如實轉達范某的意思。」
「這個當然。」紐賴特男爵點點頭，同時誠懇的對范哈兒表示：「將軍閣下，不管中德關係怎麼樣發展，作為一個傳統的德國外交官，作為一個已經和中國政府有十幾年友好接觸的外長，我個人一直對中國有著深厚的友誼。」
說完，他馬上就告辭離開。
出了范哈兒居住的國賓館，這位外長坐車直奔總理府。
實際上，這位老外長、老外交官，他內心對於和日本結盟的觀點，其實並不是特別熱衷。在德國外交系統中，傳統外交人士，因為和中國有幾十年友好外交傳統的歷史，對中國的友好程度，遠遠超過對日友好程度。
此時德國外交高層中，對日結盟比較熱火持支持態度的，其實是紐賴特外長以後的繼任者里賓特洛甫。
作為一直和他在爭權的政敵，紐賴特當然不會喜歡里賓特洛甫，對於他力主的對日結盟，其實也並不是特別支持，只是因為里賓特洛甫活動能力直達希特勒，而那位元首對此也比較有興趣，才不得不實事求是的去安排布置對日接觸。
不過這一次聽了范哈兒的話後，這位外長卻是極為興奮的直奔總理府，想要把放哪哈兒這位元首非常重視的客人，對他和日本結盟不滿的意思，給快點告訴自己的元首。
心中還暗暗期盼，最好讓那位一直迎奉元首的里賓特洛甫，在這事上狠狠的栽個跟斗。
其實整個德國的高層都知道，關於和日本走進結盟的討論，主要由日本人主動發起的，實際上德國高層，除了里賓特洛甫等少數幾人，其他人對於和日本這個一戰中的敵人結盟，並不是特別感興趣。
日本自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強占中國東北地區，並建立偽滿州國之後，就開始受到國際輿論的一再譴責。結果遂使日本在1933年退出國際聯盟，於是其國際地位也就變得更為孤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日本就開始企圖與在歐洲出現的兩個侵略國家建立友好關係，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理所當然的發展。
希特勒一向是以**為號召。自1919年以來，他就高談德國為「**長城」的理論，而在西班牙內戰爆發之後，他更指出歐洲諸國應以**為共同利益。蘇俄為世界**的大本營，所以**必須反俄，也就成為自然之理。這種思想與地理因素的結合，遂進一步構成德日合作的基礎。因為日本人始終視俄國為其假想敵之一，而且日本雖然在一戰中與德國為敵，卻也一向崇拜德國，對於德國的國力有高估的趨勢，所以當以里賓特洛甫為代表的德國外交人員，顯露出由**結盟的傾向時，他們很容易就獲得了日本的同意。
德國方面負責與日本談判的是里賓特洛甫，當時他尚未接任外長，而只是德國駐英大使。但這位大使，卻一直瞄準了外長的位置，並未而野心勃勃，當他在和英國商談艦艇噸位談判時，就經常繞過外長紐賴特，直接向希特勒匯報，雖然噸位談判的成功，讓他在希特勒那兒大受讚賞，但功勞卻不足以讓他爭得外長的位置。
而這個時候的德國，入侵野心已經越來越膨脹，這位眼光卓越的里賓特洛甫，立刻敏感的意識到，只要幫德國拉來一個盟友，那功勞就絕對能夠讓他坐上外長的寶座。
而那些可以結盟的人選，他在千挑萬選之後，錯過了一直和德國盟好的中國，而是選擇了日本。並且再次繞過外長紐賴特男爵，親自和日本方面進行交涉談判。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德日雙方遂在1936年簽訂所謂「**公約」。根據原文來解釋，所謂「**」者，實際上足只限於「**產國際」(anti－comintern)。其所標榜的目標為擊敗**的「世界陰謀」(world－conspiracy)。這樣的說法也就可以沖淡直接以蘇俄為敵的意味。其所公開宣布的內容不過只是交換有關共產國際活動的情報，在預防措施方面彼此合作而已。但有一秘密「附約」，其中規定德日雙方不得與俄國簽訂任何政治性的條約。假使有一方受到蘇俄的攻擊或攻擊威脅，則另一方不得採取減輕蘇俄負擔的任何措施。
此種措辭固然很空泛，更不足以表示此項條約具有軍事同盟的意義，不過里賓特洛甫在簽約儀式上致辭時，卻已毫無疑問地表示德國對於雙方的合作是存有進一步的希望。里賓特洛甫說：
「日本將永遠不許**在遠東流傳。德國正在中歐建造**的長城。而義大利將在南方升起**的大旗。」(實際上義大利要到1937年11月才正式簽約，所謂德意日軸心才終於成立。)
其實後來自從「**公約」簽訂之後，德日雙方的合作關係發展並不迅速，相反反而變得更加緩慢，主要原因有二：(1)德日兩國在地理上的距離太遠，環境不同，而且雙方的接觸也比較少；(2)兩國各忙於其主要的侵略行動(日本在中國，德國在中歐)，所以幾乎無暇及此。
兩國的這個結盟，可以說，除了在外交上還算成功，真正在軍事上，對德國來說幾乎毫無意義，對日本來說，到是利用希特勒屠戮歐洲的機會，趁機攻占了空虛了的英法東南亞殖民地。
實際上抗戰前夜和抗戰的最初階段，德國在中日衝突中竭力保持中立，這一點因為生活在這個時代，范哈兒自己很有切身體會。
也許德國的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需要，註定了德國根本不可能站到中國一方，而是與同樣是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日本攜手挑戰文明世界，最終與中國為敵。
但發展到那一步，卻有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德國並非自始至終都與日本沆瀣一氣，在中日衝突的早期，德國還保持著相對清醒的頭腦。
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認識到，中國的戰略地位和國際影響儘管還不是很強大，但不容忽視。德國需要同中國保持密切聯繫，這樣既可以獲得從別的渠道所無法獲得的戰略物資，又可以向中國擴大商品輸出，帶動德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政治上為叢驅雀，把中國逼上絕路而迫使中國與蘇聯結盟。
正是基於這樣的判斷，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和他們主持下的德國外交部、國防部、經濟部，對日本侵華政策是持異議的甚至是明確反對的。1937年7月28日，德外交部在給其駐日大使狄克遜的訓令中明確指出：「日本欲以中國為基地，對抗**以履行防共協定，此舉令人無法理解。須知，在第三國領土上對抗**，並非防共協定之目標。我們認為，日本的做法實已違反防共協定，因為日本阻礙中國之團結統一，導致了**在中國之成長與蔓延，而其最後結果將驅使中國投入蘇聯懷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獲得德國的支持。」德國還幾次向中方聲明，1936年德日簽署的防共協定，並沒有要求德國擔負在中日戰爭中援助日本的義務。
一方面，德國對日本侵華不以為然，另一方面，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堅決抵制建立親日遠東政策的強大呼聲，苦心孤詣地維持中德邦交。
以至於德國親日派外交官狄克遜不能不悲哀地承認：
「德國對東亞的同情，最重要的一個特徵是對中日兩國厚此薄彼。」
「就連在外交部，親華派的人數也壓倒了親日派，而且隨著希特勒和納粹黨與日本關係的不斷推進，前者的人數越是增加。」
抗戰前夜和抗戰的最初階段，德國「親華派」的努力取得了明顯成效。由於「親華派」的努力，1933年，德國的考茨少校和威伯爾中尉，可以在後方坐鎮指揮張學良部與日本關東軍作戰。而到1935年，德國在華軍事顧問隊伍已經達到70人之多。德國顧問團幾年內為中國訓練了30萬中央軍，成為抗戰的重要力量；1937年「淞滬戰役」中**隊大戰日軍，使其速戰速決、強迫國民政府訂立城下之盟的如意算盤化為泡影。而在此次戰役中痛擊日軍的主力部隊，就是德國顧問訓練的中國精銳部隊。
由於「親華派」的努力，1936年，德國幫助中國制定了「中國工業發展三年計劃」，準備在華南和華中建立新的經濟中心，打下工業基礎，為抵禦日寇入侵做好充分準備。為了籌措建設資金，中德秘密簽署信用借款合同，德國政府給予中方貨物信用借款1萬萬馬克。中方將在隨後5年中每年購買2000萬馬克金額的德**火和機器，在10年內用各種農礦產品歸還，每年為1000萬馬克。中國的軍火供應也基本仰賴德國，1936年中國從德國訂購軍火占中國進口軍火總額的80以上。即便在抗戰最初幾個月，中國對日作戰的軍火仍有80來自德國，以至於日本有人將這場戰爭稱為德國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