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蘇軍俘虜 第八章：我不想活着

    第八章：我不想活著

    「蘇軍開始審訊我了。審訊前，他們來了幾個軍人，進到我的病房，其中一名軍官模樣的中年人對我說了幾句話。翻譯就對我說要我準備一下，馬上要去接受審訊。我想了想，就說，『你們要審訊我，但必須答應我四個條件。』

    翻譯問，『哪四項條件？』

    我說，『第一是還我**語錄，第二是我要見一下戰友，第三是還我的軍裝，第四是還我的槍支。』

    翻譯把我的話說給了那個軍官，那個軍官瞪著眼睛朝我歇斯底里地吼了一陣，然後，又讓翻譯對我說，『你要記住的身份，你是我軍的俘虜，我們不會答應你的任何條件。好了，準備一下，馬上走。』

    我知道這事由不了我，但我心裡卻說：你們別想從我這裡得到任何回答。

    因為我臉上纏著紗布，右胸扎著綁帶，不能動彈。只能讓他們的人來給我穿那套病號服。這時，我已經不能再拒絕穿這套衣服了。因為我沒有別的衣服穿，總不能穿著短褲去接受敵人的審訊。穿好衣服，我被他們從床上扶起來。我對他們喊道，『走開。』他們見我對他們橫眉冷對怒目而視，也就沒再靠近我。

    也許是我的病情還依然嚴重，也許是這些天來一直都睡在床上，所以，當我剛從床上下來時，就感到眼冒金花，頭暈目旋，在地上站不穩，象要昏倒在地，但我硬是扶著床邊，讓自己不能倒下。蘇聯軍人見我臉色蒼白，身子虛弱，滿頭汗水，就示意讓我先坐下休息一下。可我卻說，『不用了。』

    蘇聯軍人圍繞在我身邊，帶著我從病房裡出來。我象許雲峰和江姐赴刑場一樣，做出一副大義凜然和視死如歸的樣子，扶著樓梯的扶手，從三樓一步一步地下著樓梯。下到了一樓。我看到在一樓的門口，停著兩輛軍用吉普車。他們讓我進到了前面那輛吉普車上，旁邊分別有人在看著我。

    車在空曠的原野上行駛著，我就想著他們會怎樣來審訊我。我看過許多敵軍審訊革命者的電影，其中對《在烈火中永生》的印象最深。敵軍審訊革命者時總是無所不用其極，鋼鞭抽，烙鐵烙，坐老虎凳，灌辣椒湯，這些都是少不了的。對這些，我能撐得住嗎？我不住地問自己。但我告誡自己：哪怕就是皮開肉綻，粉身碎骨，都不能屈從低頭。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如果真是讓他們打死，我也如願了。如果真地受到酷刑折磨，我就要打碎房間牆壁上的燈泡，觸電身亡。這個想法是我偶然看到牆壁上的那個燈泡時想起的。因為我在學校上學時，就有個學生因為不懂電，用手觸摸了電源給電死了。

    「車行駛了大約四十多分鐘，進到了一個軍事駐地。裡面到處都是軍人，還有許多大小軍車。車停在了一棟大廈前面。軍人讓我下車，就帶著我進到了大樓裡面。從大門進到過道，在過道上走了幾十米，又拐了一個彎，進到了一個房間裡。

    出我所料的是房間裡並沒有那些給受審者用刑的刑具，也沒有那種讓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氣氛。房間並不很大，就跟平常的辦公室差不多，擺著一張辦公桌和幾把椅子。辦公桌對面有一把受審訊者坐的椅子。但房間裡還套著一個房間，但裡面的房間關著門，有個窗口朝著外間。通過窗口，看不見裡面，但我想裡面肯定能看到外面。

    軍人們把我帶進審訊室，便立在一旁。那個負責的中年人指了指對面的椅子，示意讓我坐在那裡。我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把頭揚得很高，看他們怎樣審訊我。不一會，又有一個職位比較高的年輕軍官進到了屋裡，往主審的椅子上一坐，向其他人點了點頭，示意審訊開始。我也感到屋裡的氣氛開始沉重起來。

    主審開始向我問話，坐在旁邊的翻譯就給我翻譯著。

    『你這樣小，還是個孩子，一定很想爸爸媽媽吧？』

    我說，『我是很想爸爸和媽媽。』

    主審就說，『小伙子，你叫什麼名字？』

    我不想回答。因為我不想讓他們知道我的名字。

    主審又問，『你多大年齡了？你這么小的年齡就當了兵，是被人強迫的吧？』

    我還是那樣，一動不動地看著他。只當他是在跟木頭人說話。

    『你在哪個單位，單位里有多少人？』

    這可是屬於軍事機密，打死我也不能說。我嘴巴閉得很緊，毫無表情地與主審對視著。

    主審見我昂著頭，啥話也不說，對旁邊的軍人說了一通話，然後，把桌上的皮包一收拾，起身走了。我想他們肯定會動用刑具來逼我回答。可是，那個翻譯竟對我說，『審訊結束，回醫院。』我大夢初醒一般，感到有些不可思議，難道他們那麼遠把我帶到這裡，就是為了問我這幾句話？

    回到醫院，我心裡一直忐忑不安，心想哪天戰友或是別人問起我：蘇軍在審訊時都問了你哪些話？我該如何回答？我要是如實說來，他們肯定會不相信，甚至會對我有懷疑，以為我不肯說實話，想有所隱瞞。

    那天，我絕食了，要求能見一下我的那三名戰友。自從從列車上下來之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他們。現在我可以下地走動了，很想能見見他們。可是，蘇聯人對我說他們三人因傷病過重，已不治身亡。我不相信，說他們在欺騙我。可翻譯對我說，由於裴映章的脖子被貫穿，傷勢過重，沒等列車到站就已經沒了氣息。景長雄是腦部重傷，一直處在昏迷之中，到了醫院的第二天就死了。溫記者傷勢嚴重，拒絕治療，臨終前還喊著『打倒蘇修，打倒新沙皇！』『**萬歲，萬萬歲！』的口號。我不知道翻譯對我說的話是不是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三人確實已經犧牲了。

    和我一起被俘的戰友都犧牲了，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我一連哭了三天。可不，在其他三位戰友都犧牲後，我再繼續活著就是一種恥辱。這些天裡我常常睡不著覺，反反覆覆地思考著這個問題：為什麼不讓我死去？

    蘇聯人給我做了一個手術，把我嘴邊的那塊彈片取了出來。手術之後，我一連兩三天處在昏迷一般的沉睡之中，大腦中一直混混沌沌，冥冥隱隱，有時覺得自己還在活著，有時就覺得自己已經死去。由於我臉頰上和嘴角處都受了傷，嘴角處剛做過手術，而臉頰與鼻子間還有一塊彈片在肉裡面，我的臉部腫得很高，痛得要命，常常擾得我大腦死命地跳著發痛。我的右胸被子彈貫穿，傷口嚴重感染，疼痛得讓我渾身發顫。我的傷勢還非常地嚴重，我依然在生死線掙扎著。可這種掙扎太痛苦，太受罪，又太沒有希望。

    我渴望著死去，因為我不想忍受這種煎熬般的痛苦；因為我一旦戰勝了這種傷痛的痛苦，而以後人生的痛苦又該讓我如何面對？

    我想起了讓我看過的那些蘇聯報紙上的照片，那些照片一直讓我感到極大的羞辱與不安。這次參加鐵列克提戰鬥的，光是我們商丘柘城縣的新兵老鄉就有38人，而在無名高地上犧牲的新兵老鄉就有8人。可唯獨只有我一人被蘇軍俘虜。

    作為軍人，特別是中**人，被敵人俘虜，這該是一件多麼讓人不可思議和不寒而慄的事？

    記得在上小學時，一次去中學去找我表哥。學校剛好在批鬥一名反革命分子。那反革命分子是一個50多歲的乾瘦老頭。瘦老頭被五花大綁著押在主席台的土台子上，頭上戴著一個用白紙做的高帽子，身上掛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投敵變節，背叛革命。

    當時，一名戴著紅衛兵袖標的高中學生正在發言，揭露他投敵變節的反革命罪行。等那學生發完言，主持會議的紅衛兵負責人就質問瘦老頭出賣了多少革命同志。瘦老頭用向**他老人家發誓的口氣回答說，他當時只寫了自白書，表示自願脫離**，但絕對沒有出賣過任何人。紅衛兵主持人說他頑固不化，不肯低頭認罪，便飛起一腳踹在了瘦老頭的背上。老頭一下趴在地上，跌了個嘴啃泥。那個紅衛兵主持人非但沒有把他拉起來，反而喊起了口號，『反革命分子不老實交待，就只有死路一條。』台下的近千名師生同時振臂跟著高喊口號。

    看著那瘦老頭可憐兮兮的樣子，我就問表哥，『這人是誰呀？』表哥問我，『你知道張國華嗎？』我說，『是不是那個在成都軍區當政委的張國華？』表哥說，『對，就是他。』然後對我說，『紅軍在過草地時，張國華是紅1軍團政治教導大隊的政委，這老頭就是教導大隊的大隊長。可是，他們在過草地時遭遇到了敵軍的騎兵，在掩護大部隊突圍時，這老頭被國民黨騎兵俘虜了，為了活命，老頭就寫了自白書。特殊時期開始後，這老頭在湖南老家呆不住了，就跑到了這裡投親避難。可是，還是被人民群眾給揪了出來。』

    當時，我就想這老頭也真夠倒霉了，如果不是讓敵軍俘虜，他現在恐怕也跟張國華差不多，是哪個大軍區的司令或是政委了。

    要說被敵軍俘虜過的人，我們家旁邊的生產大隊就有一個，大家都叫他王老頭。快40歲了，還是光棍一個，整天孤孤單單，獨來獨往，沒有人搭理他，他也不搭理人家，總是在悶著頭吸菸。聽說他13歲時就偷跑出來參加了抗日游擊隊，之後隨部隊南征北戰，殺敵立功，還當上了連長。1950年他入朝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卻在五次戰役中被俘，因此，回國後不但被開除了黨籍，連軍籍也沒了。所以，在我們的印象中，他就跟投敵叛國差不多。

    想到這些，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我真是想不通，為什麼那麼多的人都犧牲了，卻讓我活著？為什麼不讓別的人活著，讓我死去？我參軍當兵就是為了保家衛國，殺敵立功；我參加這次戰鬥就已經下定了決心，不怕犧牲，即使戰死沙場，為國捐軀，也在所不惜。如果不是昏迷，我肯定會用最後一顆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可是，我沒有這種機會。但願戰友們和親人們能寬容我，理解我，原諒我。

    這樣想著，我眼裡噙滿了眼淚。

    那天上午，蘇軍人員又把我帶到審訊室進行了審訊。他們問了我許多的問題，都是涉及到國家機密的問題。可我只是個十七歲的新兵蛋子，對這些有關國家的軍事機密一無所知。而且，就是知道我也不能告訴他們。結果，他們的審訊又是無功而返，毫無收穫。在送我回醫院的路上，翻譯告訴我說，『你們的總理和我們的總理在參加完越南領袖胡志明總書記的葬禮之後，一同在北京見面了，我們的總理告訴你們的總理說你們有個姓李的士兵還活著，在我們的醫院裡療傷，你們的總理就要我們的總理把你放回去。我們的總理已經答應了。再過幾天，你就要回國了。』

    我們的總理自然是周恩來總理。我一聽是周總理在親自過問我的事，在要求蘇軍放我回國，我就一下熱淚盈眶。我在心裡說；敬愛的周總理，我要一輩子感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