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隻釉里紅三魚紋高足杯的斷代,孟子濤估計沈玄重的心裡應該也有一些數,不然的話,他也不可能這麼爽快就答應了,至於說它會不會是宣德官窯,那就別開玩笑了。
宣德到也有這麼鮮艷的釉里紅三魚紋高足杯,但價值最少數千萬,這樣的寶貝,沈玄重怎麼可能這麼放心的拿給孟子濤鑑定,而且還麼容易答應孟子濤的要求?
沈玄重見孟子濤答應,心裡十分高興,接著又把那幅畫給拿了出來。
展開畫卷,孟子濤現,這幅畫是海派畫家張熊的一幅「富貴長春」圖,所謂「富貴長春」就是用牡丹與月季花組成的圖案,寓意春光長在,大富大貴。
張熊,字子祥、壽甫,號祥翁、西廂客,別號鴛湖外史,室名「銀藤花館」,他是海派畫家中,比較有名的一位,工丹青,花卉縱逸,蔬果秀潤,兼作人物、山水,尤擅作大幅牡丹繪畫,雅俗共賞,時稱「鴛湖派」。
可能一些朋友對「海派書畫」並不太了解,它是近現代我國十分重要的一個繪畫流派,起源自19世紀後期至2o世紀初期滬市開埠的社會轉型期。一般而言,「海派書畫」與「京津畫派」、「嶺南畫派」、「長安畫派」、「金陵畫派」等並稱中國近現代書畫五大畫派。
其中,「海派」的原意是指2o世紀初時與「京派」相對的「海派」京劇,而且漸生貶義,後來慢慢將「海上畫派」簡稱為「海派」了。
「海派書畫」的形成具有組成人員廣泛、風格兼容並蓄、筆墨表現多元、創作理念多維和題材貼近大眾等特點,從各個方面迎合了收藏者的趣味。
比如,任伯年的繪畫兼工帶寫,雅俗共賞;任熊的人物銀勾鐵畫、清新活潑;虛谷的動物虛實相間、情趣動人;趙之謙的花鳥筆墨酣暢、設色濃艷;蒲華的繪畫筆意奔放、風韻清雋;吳昌碩的花卉以書入畫、氣勢雄強;吳湖帆的山水秀麗豐腴、清雋雅逸等。
當然,這些不過是「海派書畫」中比較有名的幾位,事實上,除了它們之外,海派書畫家中的大部分人的作品,在書畫拍賣市場上並沒有好的表現。
這主要是因為「海派書畫」最初形成的主要市場是在滬市的城隍廟,由那裡的幾家畫店經營,面對的主要是市民階層和旅遊者,因此文化層次不是很高。當時以任伯年為的畫家作品都是一些商品畫,俗多雅少,討個口彩,這就打下了早期「海派書畫」藝術性不夠的烙印。
再加上,「海派書畫」的作品中,有相當一部分精品流傳到了國外,因為價格方面的原因,藏家不想把作品拿出來變賣,市場上充斥的普通作品較多,這樣慢慢的就導致「海派書畫」市場的萎靡了。
言歸正傳,張熊的這幅「富貴長春」圖,以普通人的眼光來說,已經算是很有水平了,但對孟子濤這樣的專業人士來說,雖然也算是可圈可點,但相比一些名家作品,還是普通了一些,價值也不太高,最多也就兩三萬左右。
然而,細看之下,孟子濤卻現,這幅畫的裝裱很不一般,居然很像是民國時期琉璃廠裝裱大師的手藝。
說起裝裱不得不提琉璃廠,它的裱畫鋪手藝高,聞名全國。
清末民初以來,字畫收藏家書畫家與著名的裱畫鋪都有來往。而看字畫有眼力的書畫鑑定家,有的人是出身於裱畫業,有的會裱畫。
古玩行有句話「三分畫,七分裱」,可見古舊字畫裝裱的重要。琉璃廠裝裱字畫的手藝,可稱世界第一。
裱畫鋪在早叫裱褙鋪,用紙或絲織品做襯托,來裝璜字畫書籍,或加以修補使之美觀耐久。裱褙必兩層,書畫正面向臥者,謂之轅;以無染素紙襯托其背者,稱為褙口所以叫裱褙。京城至今還有裱褙胡同,很可能在明清時代,那裡聚集裱褙鋪。
京城裝裱字畫手藝是從蘇城傳來的,到了光緒年間,琉璃廠裱畫鋪裝裱字畫的手藝,精巧到舊書畫雖破碎至不可分辨,甚至糟脆至呼氣即能吹散的程度,仍能裱為原狀,真可謂神乎其神,令人不可思議。
而這幅畫居然是一位專裱大師的作品,孟子濤不禁感到奇怪了,打個比喻,就好像看到乞丐駕駛豪車一樣。
可能大家覺得這個比喻不太恰當,但要考慮到,這幅畫在民國那會,根本不值什麼錢,買下來的價錢,很可能還不比大師裝裱一次的工錢來得高,換是你,你會花這個錢裝裱嗎?
這一點,顯然不太符合常理。
正因為這樣,孟子濤馬上就動用了異能,但令他覺得奇怪的是,這幅畫並不是什麼畫中畫,異能給出的價值跟他估計的差不多。
「難道是自己猜錯了?其實是哪位有錢的老闆特點喜歡這幅畫,所以找了位大師把它裝裱起來?」
孟子濤心中疑惑,但他還是抱著寧可錯了不可放過的念頭,想要把這幅畫收起來。
「孟老師,不知您覺得這幅畫怎麼樣?」
「應該是張熊早期的作品,還算可以。」
孟子濤接著說道:「沈掌柜,我一位朋友比較喜歡海派畫家的作品,但又囊中羞澀,買不起太好的,因此能否這幅畫也讓給我?」
對於張熊作品的價值,沈玄重也略有耳聞,再加上孟子濤又這麼說,價值肯定不會高到哪去,他笑道:「當然沒問題,這幅畫就跟添頭差不多,價錢您隨便給吧。」
孟子濤想了想,給的太高吧,會讓沈玄重覺得詫異,給太低也不太好,於是他乾脆就給了一萬八。
對這個價錢沈玄重已經很滿意了,於是孟子濤直接給他開了一張支票。
由於要趕飛機,孟子濤閒聊了一會後,就提出了告辭,回去收拾了行李,坐上了返航的飛機。
…………
回到家,孟子濤開始為出國做準備,忙了一天,把工作上的事情安排好了。
準備出國那天的早上,孟子濤去了師傅那邊,上回師傅得知他要去國外,就告訴他,在出國之前去他那一次,他有事情要交代。
孟子濤過來的時候,鄭安志剛剛吃過早飯,師徒倆閒聊了一會,鄭安志就說道:「子濤,你對追討流失文物有什麼看法?」
孟子濤說:「當然非常支持啊,可是應該十分困難吧?」
世界各國流失海外的文物數不勝數。以我國為例,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中國有164萬多件流失文物被世界47家博物館收藏,另有17oo多萬件散落在民間。
鄭安志有些無奈地說:「對,確實非常的困難,特別是咱們的國家現在還不強盛,而且現在西方國家還一直抱著『文物國際主義』,頗為可恨!」
孟子濤對這些也非常了解,長久以來,儘管我國與埃及、希臘、印度等文明古國不斷要求西方國家無償歸還各自國家的流失文物,但英、法、美等主要的「文物流入國」均藉口「文物國際主義」,對歸還的聲音置之不理。
2oo2年12月9日,英國的大英博物館、法國的盧浮宮、美國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19家歐美博物館、研究所聯合表《關於環球博物館的重要性和價值的聲明》,反對將藝術品特別是古代文物歸還原屬國。
他們辯稱文物作為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其收藏不應也不必有國界之限,並聲稱自己的文物保護技術和設備先進,有利於更好地保存文物。
說起文物保護,孟子濤前段時間在網上看到一條國外展出我國文物的新聞時,居然看到還有網友感謝當年文物被搶才得以保存的言論。
對這種言論,孟子濤相當的無語,搞得好像許多寶貝在國內的結局就只有毀壞這個結局,好像現在的文物工作者所做的都是無用功一樣。
而事實上,恰恰相反,比如大名鼎鼎的《女史箴圖》這幅畫是大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相傳為顧愷之所作,當然,現在的只是唐代摹本。但就算這樣,這也是已知存世的最早的我國繪畫長卷。
原畫為清廷藏品,19o1年八國聯軍侵華時被盜,盜竊者是個對藝術一竅不通的老粗,英國駐印騎兵上尉。回英國以後,此畫卷被他以25英鎊賣給大英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作為行家認識到了該畫的價值。但是當時的西方專家對我國藝術品的了解十分淺薄,他們直接請了一個東瀛畫裝裱匠,用東瀛的裝裱方法而不是我國畫裝裱方法,和西方油畫的習慣,把好好的長卷硬生生將其攔腰截為兩段。
這種做法簡直是千古奇聞,最嚴重的後果是,這種參照將其攔腰截為兩段畫的裝裱方法造成了畫幅表面的開裂,掉粉,暴露於光線等一系列不可逆的損傷。
孟子濤得知這些時,無疑是非常憤怒的。事實上,這種對文物不了解而損壞的現象,不止出現在了大英博物館一家,其他歐美主要博物館對我國捲軸畫的處理也有同樣現象。
說白了,就是西方博物工作者對東方文化的無知。去過大都會的都知道,中國文化是被放在埃及,古希臘羅馬,甚至是古波斯和東瀛之後的。直到今天,歐美百姓對於我國文化和藝術的了解恐怕也很淺薄。他們又有什麼資格去保存我國文化遺產?
但現實又是無奈的,沒辦法,誰叫東西在別人手裡,而「文物國際主義」這種公然的強盜邏輯和「文化霸權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占據了主導呢?
鄭安志接著說道:「事實上,除了『文物國際主義』這個歪理邪說之外,還有其它原因阻礙著我國流失文物的追回……」
諸多文物流出國達成共識,以非法、非道德方式流失的文物,比如在戰爭中被掠走,以盜掘、走私等方式得以出境,均是追討的主要對象,所有權不應存在爭議。不過,真正界定流失在外文物「非法」與否,標準始終非常模糊。
有專家稱,「善意取得」的情況讓界定流失在外文物「非法」與否變得複雜起來。每一件文物都有其複雜的經歷。它們很可能是幾經轉手、通過合法途徑如在合法正式的交易市場上出售。如今持有流失在外文物的,大多屬於「善意第三人」,而不是最初掠奪、盜竊文物的當事者。比如,我們至今對美國多家博物館中大量的圓明園流失文物沒辦法。
隨著文物糾紛成為不少國家的困擾,確有涉及追索文物的國際公約應運而生。這些公約規定,因戰爭、走私等非法進出口原因而被掠奪或丟失的文物都應該歸還。
但是,這些國際公約均沒有「強行法」的地位,大量流失文物的歸還得不到直接、有效的法律支持,這導致依據公約追討流失文物在實際操作層面存在諸多困難。
一方面,公約的追溯期有限,一般不過5o年,像清朝遭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掠奪的文物就不在追溯期內。另一方面,條約僅在締約國之間產生約束力,只有當事國加入了公約,才能受其約束,而收藏流失文物較多的一些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均非締約國。但是,這些國際公約均沒有「強行法」的地位,大量流失文物的歸還得不到直接、有效的法律支持,這導致依據公約追討流失文物在實際操作層面存在諸多困難。
一方面,公約的追溯期有限,一般不過5o年,像清朝遭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掠奪的文物就不在追溯期內。另一方面,條約僅在締約國之間產生約束力,只有當事國加入了公約,才能受其約束,而收藏流失文物較多的一些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均非締約國。
了解了這些困難點,孟子濤當即問道:「師傅,國家是不是準備行動,討回這些流失文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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