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蔣友仁知道,他自己實際上已經是一個某種程度的「異端」了。
這種奇葩異端想法,和他來澳門,或者說,和整個大順這些年的變化,息息相關。
第一個促使他產生他不自知的異端想法的起因,是因為大順科學院的建立。
因為本身他來華的目的,就是希望以科學知識為鑰匙,重新打開耶穌會返回大順的大門。
故而他對大順科學院的情況很關注。
而大順科學院秉持的「法統」,是萊布尼茨的那一套科學院體系,使用的又是俄國科學院那一套外籍院士帶本國助理搞研究、本國助理帶大學生搞研究、科學是為了應用的模式、是為了技術技術為人類謀福祉。
而不是像英國那群人研究純粹的、為了科學而科學的、以全面認識自然為最高目的的科學。
是以,大順這邊,算是很標準的萊布尼茨這一科學院體系的。
自然而然,一些萊布尼茨的文章在大順這裡都是很容易找到並且流傳的。
本著要了解大順的科學院,才能從科學院入手打入科學院的目的,蔣友仁當然讀了不少關於這方面的書。
也就自然而然地看到了萊布尼茨的《神義論》、《單子論》之類的文章。
神義,由這個詞本身,也能知道意思。
這當然是個老話題,老到不能再老的那種。既然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世間為什麼會存在惡呢?
而這個時代,機械論、原子論又大行其道,但卻解決不了世界的連續性、統一性,也不能解釋物質和精神之間的關係。
萊布尼茨提出了單子論,試圖調和和解決這個矛盾,最後通過非常嚴密的推理,得出了一個結論:
為什麼有全善、全知、全能的神,世間仍舊有惡呢?
在創造世界的時候,一定有無數種模板。
既然全知,便可能設計出無窮個可能的宇宙。然而只能有一個宇宙存在,就是我們生活的這個。所以,全知者肯定是經過比較之後,覺得這個是相對來說最好的那個了。
刨除掉神之類的概念,大致就是說宇宙誕生之初,就設計了一套規則,然後後續的一切都按照這個規則演化。包括生命,也只是這個規則之下演化出的必然。
可能有圓周率是3,或者圓周率是4甚至5678的宇宙的可能,但最終選的是我們這個圓周率是3.14的這個……而這個,是比較之後最好的那個。
而至於善與惡,則大致是說,惡是人的有限視角的認識,而在全視無限視角下,這其實也是一種善,或者說是合乎秩序的,而秩序本身站在全視視角下就是善的。
這就需要一個完美的政府,來讓惡人必然受到懲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而懲罰惡人,就是給人類一種模仿全善的救世主懲惡的機會,這麼看,這些惡在更廣闊的視角下不就是善嗎?
某種程度上,就類似於是個「上帝大棋黨」,神在下一盤很大的棋,你得用更高的、大棋的視角,來看你們這些凡人有限視角內的善惡。
只有這樣,才能得出不一樣的結論。
這是蔣友仁受到的第一個衝擊。
第二個衝擊,源於澳門的特殊性。
從明朝中期東西方貿易開啟,澳門的特殊地位,以及前朝的貿易政策,都使得澳門在很長一段時間極度繁榮。
這種極度繁榮,也催生出了一個問題。
耶穌會要傳教,傳教需要錢,在澳門怎麼解決錢的問題?當然是靠貿易。
耶穌會作為宗教改革期間的耶穌連隊,又發三願,不得經商。
但情況特殊,權宜之計,東方教區視察員來轉了一圈後,允許耶穌會適度經商,籌措經費。
但是,經商這種事,要麼就一直保持不得經商的條例,要麼一旦開了口子那就能把這口子撐的無限大。
從一開始的入股日本生絲貿易、到後來的耶穌會專門準備了耶穌會自己的商船、再到壟斷安南地區的貿易額……越干越大、越干越大。
蔣友仁和澳門當地的教士聊天的時候,就能感覺到這邊教士濃濃的錢財味兒。
而他來澳門之前的歐洲,也處在新時代的邊緣,一切向錢看正在取代封建時代的等級身份。
這讓他產生了一種對新時代的隱憂。
天主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這也是中華禮儀之爭的重要原因,祭祖祭孔之類都算是偶像崇拜的範疇。
蔣友仁則在反思,偶像崇拜,是不是這個偶像必須是人呢?
抽象而具化後的資本、金錢、財富,利潤,是不是也是一種偶像?
新時代人們都利潤、金錢的追捧,難道不是一種特殊的偶像崇拜嗎?
站在他接受的學院經學體系的邏輯思辨基礎上,在產生了「崇拜金錢」是不是也是一種偶像崇拜的疑惑後,他又開始思索更多。
而這種更多的思索,也來源於時代的變化和大順的貿易政策。
他發現,澳門的衰落,和大順的貿易政策,息息相關。
如果大順放開貿易,那麼澳門就會衰落;如果大順封閉貿易只留下澳門,那麼澳門就會繁盛。
而在澳門的繁盛期,傳教士以繁盛期的澳門,解讀為「我們的文明更為優越、所以澳門才如此繁榮」。
然而,伴隨著大順的貿易重心北移到長江下游;伴隨著英法荷瑞各國都在大順的岸上開辦的商館,澳門瞬間衰落了。
不但衰落的肉眼可見,而且還淪落到以販賣人口和走私鴉片為生了。
蔣友仁不是搞經濟學的,他是傳教士。
所以,他的視角,也還是那個金錢崇拜的引申問題。
即,「我們的文明更加優越」這個概念,具象之後,算不算一種不自知的偶像崇拜?崇拜對象是我們西方文明自己?
如果不是偶像崇拜,而只是一個事實,那麼澳門就不會因為大順的貿易政策或是繁榮、或是衰敗。
而這不是一個事實,而是自我認知產生的一種不合理的相信,那麼這顯然就是偶像崇拜啊。
誰說偶像崇拜的偶像,一定得是人呢?
而這個崇拜的基礎,不正是金錢嗎?因為之前賺錢,所以才敢說優越,那這不還是一種對金錢、財富的偶像崇拜嗎?
他心中的第二個衝擊和思索,源於歐洲已經開始的新時代,最終在大順貿易政策驅動下的澳門這個特殊之地,萌芽成長。
他在澳門受到的第三個衝擊,則要追溯到明末的思想大混亂,以及大順擊敗了滿清,以保天下之名結束亂世之後,對前朝問題的反思。
簡而言之,就是,前朝差點亡天下,得有個什麼玩意兒背鍋。
誰來背這個大黑鍋?
自然是理學,當然,也有批判說是理學衍生出的心學的。總不可能讓儒家這個總體來背這個大鍋吧?
也就導致了大順這邊,理學破,而新學不立的情況。雖然有官方意識形態,但官方推崇的那些,缺一個半聖來整理成體系。
一時間,很多儒生都認為「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開啟了直接讀先秦經典的風氣,認為後世注書明顯是摻雜了私貨,要直接看原文,看先秦古籍,不要去看宋儒的註解。
這種風氣,根源就是差點亡天下的反思。
而這種風氣,也帶動起來了先秦古籍的大量傳播。然而,先秦書籍,又不是只有儒家的,還有諸子百家的,尤其是先秦時候諸子互噴的文章居多。
蔣友仁在儒學之外,嘗試著也看看先秦其餘學派的文章,然後就看到了韓非子的書。
韓非子說:在他們那個時代,巫祝經常祝願別人,長生千秋、萬壽無疆。但使人多活一天的應驗也沒有,也從沒指出過該怎麼才能長生。
所以當時人們看不起巫祝,逐漸不信這些鬼神之事。
又說儒家的學問也是如此,從不說該怎麼辦,只說「要是聽從我的主張,就可以如何如何」;但又不談具體如何才能治理好國家,具體怎麼辦。
不談現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國家,反而說一些過去治理國家取得的功績;不去考察官府法令這樣的事務,卻都去稱道上古流傳的美談和先王就的功業。
韓非子就噴,說儒家的行為,和那些祝人長生千秋的巫祝,有啥區別?這不就是現實里的巫祝嗎?
一點也不應驗,也沒有可操作性。
淨說一些上古時候誰也沒見到的事。
當然,韓非子的這篇文章,本意是噴完了墨家噴儒家,最後得出結論:民眾愚昧,徵收錢糧的賦稅,為的是把它們用於救濟災荒、供養軍隊保衛國家,百姓卻認為是朝廷貪婪。是以,民眾的認識是靠不住的。治理國家的時候順應民意,是不行的……
但是,這文章是寫給君主看的。
在傳教士看來,自然是另一種視角。
蔣友仁覺得,韓非子說儒家的那些東西,很像是也在說天主教。
而因為天主教認定華夏這邊是偶像崇拜、崇神貪財、且又非常現實,所以蔣友仁劍走偏鋒地得出了一個不算是奇葩的結論:
想要天主教在大順真的傳播,就得擺脫韓非子說儒家的那個問題。
天國,是看不見的,就像是三代之治一樣。
這個非常現實的民族,比如之前對傳教士的優待,源於傳教士能帶來數學和天文學知識,而不是內心真正信仰。
皇帝都如此現實,那麼民眾豈不是更加如此?
這便恐怕需要一個人間的實體,確實讓他們看到了天主教行、可以,才有可能大量地去信天主教。
而現在,走皇帝路線和上層路線都走不通了,沒機會。
那麼,先要搞出這麼一個人間實體,要咋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