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順1730 第六五七章 王朝的最後一次成功改革（七）

    皇帝做事的出發點，和甲申年改變的禁宮正殿匾額四個字里最後那個「民」字，其實並無太大關係。

    只是，一個合格的皇帝，是必然清楚傾向小農就是維繫皇權穩定這個道理的。自耕農才是皇權的支柱，而士大夫並不是，在關鍵時刻能夠保衛皇權的，還得靠自耕農。

    佃農靠不住、商人靠不住、士紳靠不住、僱工更靠不住。

    淮南的這場血腥屠戮，在劉鈺說出他會準備劣質米和玉米地瓜土豆高粱的時候，就已經註定了。

    皇帝想不想改革？知不知道士大夫的免雜役政策、免地方攤派政策是在侵吞皇權、侵吞朝廷對國家的控制？

    非常想，也知道。但不敢動。劉鈺在蘇南搞改革，效果顯著，尤其是畝稅改革，但皇帝也知道蘇南情況特殊，而且那是劉鈺在動了他們的利益之後，又給了個可以投資的甜棗。

    如今淮南蘇北的這場變相的土地改革，也算是為皇帝找到了一條「斜徑」，雖不可復刻，但效果卻可以達成最想要的結果。

    踱步幾圈後，皇帝又看了一眼地圖上向南急轉彎的黃河，目光在淮南看了幾圈，逐漸下移。

    從阜寧、鹽城，淮安，已到了揚州府、鎮江府，又漸漸向東，移向了常州府、南通府、蘇州府……

    伴隨著漕運改革，鎮江府的駐軍也可以裁撤或者調換了。

    漕運時代，鎮江府要是被人打下來，距離中央集權崩潰也就不遠了。

    而現在，鎮江府的地位伴隨著漕運改革，至少不再是一旦有變天下震動的程度了。

    松江府作為海運起點，又是溝通日本、南洋的中轉站，地位日高。

    然而松江府和鎮江又不同。

    鎮江府只是運河的起點，守住鎮江，若是因外敵，或敵從東南來，運河仍能通暢。

    但松江府不是走運河的，而是走大海的。

    守住松江府，制海權沒了，也是卵用沒有。

    當然這也不全是壞處。

    好處也有。

    外敵不想，考慮內患。

    比如農民起義，可能切斷運河；比如地方造反，可能切斷運河。

    但是，不管是農民起義，還是地方造反，都不可能變出來一支海軍。

    就算他們變出來一支海軍，可也變出來一群能夠海戰的軍官。

    海軍是技術兵種，至少相對於陸軍來說是的。

    只要他們變不出來海軍，也就意味著朝廷不會因為財政崩潰。

    錢袋子、米袋子在手裡，總就能鎮壓下去。

    朝廷的戰略，也就不需要考慮什麼保運河、保漕運、保這個、保那個，被人牽著鼻子走，很容易來一場「攻其所必救」的計略這對當年玩過攻打藩王調動敵軍的大順來說，是開國史，記得清楚。

    好的也有，壞的也有，皇帝自也明白和以往多有不同了。

    如今這個李家從高一功手裡接下的帝國，走到了這一步，已經到了不得不繼續發展海軍、繼續擴張保證足夠安全的南洋緩衝區的地步了。

    伴隨著南洋成為產米基地，某種程度上講，馬六甲已經接替了鎮江府的地位。

    到了這一步，其實已經無路可退了運河一旦被廢，真要海上出了事，那運河可不是三年兩年能修好的。

    運河被廢，是破釜沉舟的舉動，沒有回頭路了。

    海軍不行，連夜修運河，哪怕有的是銀子，那也得修幾年，到時候怎麼樣呢？

    科學院倒是搞出一些鐵軌車，但那玩意兒皇帝去看了，也就還只是個玩物，要到真正變成「不需要水的大運河」，皇帝懷疑自己都未必能夠看到那一天。

    一旦走向大海，便退無可退。

    帝國在慢慢滑向一條之前的二十餘史無史可鑑的路上。

    一時間，皇帝很是理解了劉鈺為什麼對錢銀兌換那麼緊張的原因，那種不知未來的莫名恐懼、無法預測、無法用過去的經驗或者推理的理性去推斷的事物，總是叫人慌的。

    溫水煮青蛙一樣的變化，又伴隨著必須重視海軍，引發了更多的新問題。

    海軍，就需要一群新學軍官。讀十三經的當不了海軍，經緯度都算不明白，怎麼當海軍軍官？

    哪怕皇帝已經意識到了，許多地方的新學學生，可能會成為一個大問題他們無法科舉，但他們還有學問可現在帝國已經被逼到不得不重視海軍和貿易這一步了，又不可能取締新學，只能任其「泛濫」。

    的確不能科舉，那會天下震動。

    然而也得給這些人找些事做。

    可是幹什麼呢？

    皇帝的目光又重新挪向了蘇北淮南地區，也就是劉鈺準備殺許多人的地方。

    一旦靠這種引蛇出洞的手段，將當地劣紳屠戮乾淨，朝廷是不是可以學一下秦時制度，選拔新學學生，讓他們作為小吏，填補鄉紳被屠戮一空的淮南蘇北？

    一來一旦新淮河修好，必須要有人承擔原本鄉紳的位置修黃河，國家出錢，那維護當地的水渠呢？肯定需要有人來組織。

    二來新學學生里，一流的進科學院，次一等的入海軍，再次一等的做商貿職員，可這些仍舊無法給優秀的人才上升空間。南洋是一個方向，淮南亦可為一個容納的水池。

    三就是收稅問題了。

    十稅一甚至八稅一，在土地分給小農、取締了那些地方攤派之後，百姓依舊是負擔的起的。朝廷也需要一個高效的稅收體制，來維繫運轉。

    靠收上來的稅，給那些新學學生做薪水，朝廷依舊還是賺的。

    除了這三點之外，還有另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統治深入到縣以下，也就意味著要管很多的事。

    統治統治，只管收稅，那不叫統治。

    這不是皇帝愛民如子，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高利貸也是貸，最起碼是貸。

    一方面，把鄉紳一掃而空。

    另一方面，朝廷若又不完全承擔起鄉紳在鄉間的一些身份，鄉村很快就會混亂。

    最簡單的例子，荒年放貸。

    小農是很脆弱的，萬一哪年有災、萬一哪年有水、萬一哪年失火了房子燒了……

    甚至萬一爹媽死了，總得買個棺材、吹個響器吧？這不都需要急錢。

    既是準備用毒計將淮南劣紳一掃而空，最簡單的鄉紳所承擔的放貸的身份，朝廷要不要承擔？

    承擔，那就是青苗法。

    青苗法，前前前朝的例子擺在那，問題多多。商人、鄉紳，可以讓還不起貸的賣媳婦、賣女兒，朝廷能這麼幹？

    不放青苗貸，小農如此之脆弱，萬一出點什麼災情，鄉紳又被一掃而空，這些百姓又該怎麼辦？

    小農積累的那點東西，也就夠每年吃的。稍微遇到點災情，就扛不住。鄉紳固然可惡，但鄉紳也確實承擔了一些朝廷管不到的地方。

    某種程度上說，如今天朝已經不知道該怎麼直接統治百姓了，只能選擇間接統治，用鄉紳做代理人很類似於英國計劃在爪哇搞的殖民統治，由鄉紳作為小農和政府之間的中間人。

    皇帝、皇族、勛貴，類像是一群殖民者，靠著軍隊的暴力，維繫和士紳階層的和平。士紳作為殖民者的中間人，負責管轄廣大的農村。

    誰來當這個皇帝都行，只要保持原來的規矩即可。

    官方放貸、調節、平糶、打壓豪強強制賣地、民間賑災、小災下的救濟……這些手段，現在全都扔了，也根本撿不起了。

    這些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方方面面，朝廷又不管，自然而然就會有人填補這個空缺。

    看似朝廷賺了，不用承擔太多的麻煩事。

    實則就造就了朝廷現在一年只能收個兩三千萬兩白銀，折合一下白銀通脹下的購買力，有沒有明朝前期的實物稅多都難說。

    對比一下可以執行圈地法案、可以保證授權壟斷、可以徵收各種間接稅直接稅的英國；對比一下能搞統制經濟、能官方把對外貿易和殖民管的死死的法國；再對比一下只管戰爭、治水，其餘在經濟方面幾乎毫無控制力、土地完全自由買賣、官方甚至管不到法定鑄幣銅錢和白銀的兌換率全憑市場決定哪個才像是傳說中「完美」的「守夜人政府」？

    重農學派拿中國說事，不是沒原因的。

    英國可沒說混到便士、先令和英鎊的兌換，全憑市場決定。

    哪怕是整天被劉鈺嘲笑的荷蘭，也沒混到發行的銅幣和荷蘭盾的兌換，不走幣值，而走自由市場兌換吧？

    當然，劉鈺的評價是朝廷無能，廢物，而不是他們主觀上想這麼做。

    和大順的「貿易順差」類似，亦或者和前朝末期的「思想解錮」類似。

    不是朝廷做了什麼，而是無能到根本不會做什麼，不知道該怎麼做，甚至就算知道也做不了什麼。

    雖然劉鈺對大順朝廷「無能、廢物」的想法，一直憋在心裡，並未說出來。

    但皇帝這些年接觸了外面的世界後，自己內心也是有類似想法的。尤其是知道了英國的稅收國庫歲入，知道了英國的土地稅和亂七八糟的各種稅能收成什麼樣後，這種想法也多多少少有所萌生。

    相對來說，其實無能的程度沒有數據對比的那麼嚴重。

    只看白銀不對，還得算上兩邊糧食、布匹等西歐物價革命導致的將近三倍的差異。雖然都是白銀，但大順的20兩，和倫敦的20兩，真不是一回事。大順的種種奇葩政策，雖然制定政策的時候根本沒意識，但客觀上也確確實實延緩了美洲白銀帶來的世界性的物價革命。

    不過，皇帝哪懂這個，看到國庫白銀收入數據對比，自然膽戰心驚目瞪口呆若有所思。

    既是這般，皇帝就想著在淮南蘇北、蘇南地區，嘗試種種集權改革。蘇南走的是干涉模式、蘇北則要走上下直轄模式。

    既要這麼搞，那麼除了要收稅，就不得不把鄉紳原本承擔的一些事，承擔起來。

    所以青苗貸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總得有人放貸，以度災年，以備不時之需。

    只是，前前前朝的失敗陰影，讓皇帝內心很是猶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