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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川卻沒有如李升可幾人這麼興奮,他一邊看著車窗外的街頭景象,一邊平靜的說道:「不管是水利建設、機器耕作、新農具的引入,還是農藥、化肥的好處及對良種的培育,前清的一部分官吏就已經知道並試著實施過了。
之所以他們沒有獲得什麼成就,並不是他們過於腐敗,也不是我們高瞻遠矚,而是在於我們建立了一個工業化的體系,不管是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還是別的什麼產業,都在這個體系下按照我們的意志運轉了起來,這才使得工業時代所帶來的便利能夠深入到農村去。
大家不妨想一想,在農業增產的背後難道不是我們首先建立起了一個初步的交通網絡,降低了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運輸成本嗎?不是先建立起了一個能夠收儲農產品和向農村出售物資的供銷系統嗎?如果沒有現在這個由鐵路、水路、公路連接起來的交通網,那麼那些偏遠地區的農民越是豐收便損失越大。
就在去年,地方上不是還有報告說,某些地區因為運輸不便,寧可把大豆當成燃料來燒飯取暖,也不願意運到城裡來賣麼?而如果豐收不能給農民帶來利益的話,那麼他們又怎麼肯對土地增加投入呢?過去的粗放式種植並不是農民過於愚蠢,而是農民確實的考慮了自己的利益才做出的選擇。
多開荒地不過是費了點力氣,但是購買化肥、農藥和良種這可是確實的投入,如果這種投入不能帶來收益,農民自然寧可照著老方式去耕作。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應該為了糧食的增產而津津樂道,而是要確實的去考慮,讓農民的增產轉化為收入的增加,這才是我們的工作重心。我們必須要明白一件事,我國的農民大多是小農,他們抵抗風險的能力是很差的,一旦一年的辛苦不能換回相應的收入,他們就很有可能走向破產。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強調農村的集體化和合作化,不能放任農村實施個體的私有化。農村的私有化除了少數人可以通過集中土地的方式牟取暴利外,大多數人只能走向貧窮,最終也將徹底摧毀農村的消費市場,也讓我們失去了對於鄉村的控制。」
李升可馬上就醒悟了過來,向著吳川誠懇的認錯道:「主席說的對,我還是過於浮躁了。只看到了今年的豐收,但是卻沒有注意到農民是否真正因此而獲得了較好的收入。我回去之後就會督促農業委員會的各位同志對各縣市的糧食收購價格做一個調查,並了解一下各地糧食的外運狀況。之後再重新給您做一次匯報。」
吳川把目光從窗外收回,在李升可和其他人的臉上停留了片刻,這才微笑著點頭說道:「當然,農業豐收總是一件好事,至少我們總算掌握了一些農業生產的規律,也為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我覺得農業委員會也應該儘快總結經驗,預備著明年推廣這些好的經驗,好爭取更大面積的糧食增產麼。」
聽著吳川的語氣緩和了下來,李升可的心裡也是鬆了口氣,他趕緊匯報道:「這個經驗到是已經在總結了,但是唯有這個化肥產能不足,我們也難以推廣啊。想要獲得高產,一畝地里至少要施肥29.8公斤,氮磷鉀肥料進行搭配。以1千萬畝計算,化肥就要3億公斤,也就是30萬噸。
我們現在能夠生產的,也只有磷肥,今年大概能生產不到2萬噸。還有就是從南海荒地挖掘鳥糞石,一年也能挖個數千噸。至於氮肥和鉀肥,只能從智利和德國進口,可是智利硝石現在也是火藥生產的原料,而從德國進口鉀肥需要黃金,這對於農業委員會來說都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吳川思考了片刻,便向一旁的宋雲桐問道:「德國人向我們提出的特殊品進口清單談的怎麼樣了?」
宋雲桐從口袋裡掏出了一本筆記本,翻看了一會後向吳川回道:「德國就食物方面定下了兩個標準,一個是供應百萬人60天的口糧。
主食以方便麵為主,一個麵餅應當折合一磅重的麵粉,一個人一天兩塊,一百萬人一天就是1000噸麵餅,按照800馬克一噸,60天的主食就是4800萬馬克。然後是一人一天一個淨重340克的午餐肉罐頭,60天的話就是3000萬馬克。接著是植物黃油,每人每月一公斤,合計300萬馬克。
然後是10萬人兩個月標準的副食清單:黃油每月1公斤,合計90萬馬克;豬肉罐頭或牛肉罐頭,每人每天一罐,合計600萬馬克。以上各項總計8490萬馬克。如果再加上其他物資的清單,我估計最後總價值要超過1.6億馬克。現在德國總參謀部的特使建議我們,乾脆把1915年的利息也挪用了,湊成2.4億馬克的大清單。
畢竟接下來光是電纜電線和銅塊的進口,他們就要求在明年10月之前運去4萬噸。光是這一項就價值6950萬馬克,再加上其他物資的話,2.4億馬克都很勉強。」
吳川也感到無語了,他從美國人那裡搜刮來的銅,可不是用來補貼給德國人的。他思考了一會問道:「德國人給的染料配方能夠生產了嗎?」
宋雲桐立刻抱怨道:「生產是能生產了,不過德國人只肯轉讓黑色、綠色和紅色三種配方,並且不肯出售給我們更多的反應釜,我們現在的生產能力最多不會超過3000噸一年,按照市價也就6-700萬美元,相當於2萬噸銅的價格。」
吳川沉默了片刻後說道:「那就告訴德國人,把1915年的公債利息挪用實在沒有必要,我看1.6億馬克的清單數額已經夠大了。我們不打算為1.6億清單之外的商品做出回購的承諾,要麼他們自己削減清單數量,要麼就付現金。
當然,考慮到我們雙方的友誼,我們也願意接受他們使用物資來支付,比如鉀肥或其他我們需要的儀器、機器等。你可以同農業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商議下,列一份我們需要從德國進口的物資清單,交給那位特使參考斟酌…」
吳川回到哈爾濱之後便安心的待在了自己的辦公小樓內,除了一批批的接見各級黨員之外,並沒有什麼其他動作。不過隨著今年東三省的秋收逐漸完成,革命委員會和共和黨在東三省的聲望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雖然革命委員會擊敗了朝廷在東北的勢力,又戰勝了盤踞在南滿的日本人,使得東北三省的民眾接受了革命委員會的統治,但是對於那些遠離鐵路的鄉村來說,大家都只認為自己頭上不過是換了個朝廷,官府總還是那個永遠不變的官府,只要這個新朝廷不要多征捐稅,那麼就是一個好朝廷。
只是他們很快就發現,這個新朝廷和以前的朝廷完全不是一回事。以前的朝廷雖然天天喊著要推行什麼新政,要興修水利,要發展經濟,不過他們並不是對著百姓喊的,而是對著那些鄉紳地主喊話。若是有鄉紳地主真的聽了朝廷的號召,那麼也的確會給地方帶來一些福利,不過更多的不過是地方大戶借著朝廷的名義,要求地方上的百姓為自家的土地修繕水利、道路,或是乾脆強買了小民的土地來修路開礦。
因此對於朝廷的新政,民眾一直都有一個樸素的認知,官老爺是不會給老百姓好處的,不管他們嘴上說的多好聽,到頭來就是折騰老百姓給自己撈錢或添上一筆資歷。因此這個朝廷最好就是什麼也別干,那麼大家的日子還能過的舒心一些。
雖然滿清皇帝換成了革命委員會的主席,但是那些鄉下的民眾並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不管是革命委員會要求他們興修水利、道路,又或是興辦學校、建立合作社,大多數鄉下的老百姓都是怨氣滿腹的,認為這是新官府在折騰自己,想要變著法子從他們那裡獲得好處。
不過這種聲音隨著1913年的秋收,突然就消聲覓跡了。看著自己地里的莊稼,以合理價格收購糧食的供銷社,鄉村百姓一年多來憋在肚子裡怨氣,突然就沒有了。拿著比往年至少多了2、3成的收入,東三省的農民們這才覺得革命委員會強迫他們出的這些義務工,確實是為了他們自己,而不是要壓榨他們。
于是之前還對革命委員會、共和黨頗有怨氣,同情地方士紳受了外人欺負的農民們,突然就回憶起了這些士紳大戶在前清時幫著朝廷欺負自己的事了。
此前還對著地方士紳大戶唯唯諾諾的老百姓,唯恐這些人東山再起,不能讓人記恨了自己。在這個秋收之後,就不再怎麼在意地方上的士紳大戶了。現在鄉民之間發生了衝突也開始去找鄉政府,而不是找地方的頭面人物從中調停了。
也從這一年的秋收開始,東三省的民眾的腦子裡終於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政府不是朝廷,政府是要照顧人民的,也是可以講道理的。當然,東三省民眾認同的政府是指革命委員會而不是那個北京政府。
吳川此時並沒有意識到外界發生的這種社會氛圍的變化。他此時正忙於兩件事,黨內及革命委員會權力的重新調整,為二次革命造成的革命低潮進行善後。
孫中山、黃興看著革命失敗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但是底層的革命者卻不能跑路,大多數革命者的家屬也不能跑路。當革命陷入低潮之後,地方上的反動分子對於革命者的報復是肆無忌憚的,對於這些土豪劣紳的下限,吳川比其他人更了解。所以,他必須要站出來收拾殘局,避免南方各地出現大範圍的白色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