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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28號革命軍起義之後,革命委員會的中央執行委員們還是第一次聚在了一起開會。雖然有不少委員還在齊齊哈爾、奉天等地工作無法趕回,不過在哈爾濱的委員們基本都到齊了。
不過他們這10多人連會議室都沒有坐滿,由此可見革命委員會在人力上的窘迫。把委員們放出去工作,就沒法聚在一起討論問題;可若是把委員們留在委員會的辦公室內討論解決問題,那麼又要擔心下面無人主持工作了。
吳川看了一眼到齊的眾人,便開口說道:「人都到的差不多了,咱們就開始進入正題吧。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主要是有幾件事情要同大家討論。
第一就是向大家通報一下這兩天的情況,在過去的幾天內,我們已經擊退了清軍的數次進攻,殲滅了至少兩處位於鐵路北面的清兵地區主力。可以這麼說,中東鐵路以北的區域的敵人差不多就清理到到此為止了,現在只要他們不來攻擊我們,我就傾向於同他們進行談判。這樣我們就可以在北面少放些部隊,專心去對付南面滿清從奉天、關內調來的主力。
第二件事就是,隨著我們占據地方的擴大,各地大小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我們幹部的缺口也就越來越大了。我並不反對各位向自己的親朋好友宣傳革命,請他們一道來參加革命,但是我堅決反對用欺騙、逼迫的方式去拉人。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要為信仰犧牲流血的。如果人家本來沒有這個意思革命,你們把他們拉過來,我們幹的順利倒也罷了,要是有點風吹草動,他們就要散夥,那我們是處置他們好,還是不處置他們好?處置了吧,我怕你們傷心;不處置吧,我怕底下的同志寒心。
所以我覺得,大家招攬革命同志時,還是應當先說清楚找他們過來是做什麼的。另外別人過來之後,也不要急著給他們安排工作,而是先給他們說說我們革命的目的和理念。如果他們聽了之後真的贊成,那麼就安排他們去學習班學習一段日子,學習如何同人民打交道,學習如何完成自己的工作,學習如何用革命的理論去指導自己的實踐。
最後,為了解決幹部培養的問題,我有兩個想法。首先我們要從基層的工人、士兵、農民之中挑選先進代表,把他們培養成我們的後備幹部。
其次就是抓大放小,在當前局勢下我們不能把什麼權力都攬在自己身上,這只會使我們同滿清一樣失去人民的信任。我認為,在地方組織上,我們現在要把幹部集中在地區中心,先建立起一個據點再向周邊傳播我們的革命理念。
在部門上,我們應當主抓軍隊、教育、宣傳三個部門,至於其他部門就交給那些投誠或教育好了的舊官僚,或是地方上的開明士紳商人去辦事,我們只要抓住事務的發展方向就好…」
除了已經被吳川通過氣的共和黨執行委員沒有顯得格外的驚訝,其他委員們就開始嘰嘰喳喳的議論了起來。這些大多是同盟會出身的委員,對於吳川剛剛說講的話有些不樂意了。他們呼朋喚友的,也是為了革命的事業,而且這年頭參加同盟會的都可算是小知識分子或家道不錯的小康之家,沒錢的家庭可去不了日本留學。
他們大多都是去了日本之後方才接觸了反清排滿的思想,且最終把日本變成了革命黨的據點。但是他們的親朋好友可沒有出國留過學,依然是信奉朝廷秩序的一員。不把他們騙來革命,他們顯然是不會主動參加革命的。
吳川這一擊,豈不是真正斷絕了他們同家人好友之間的聯繫。讓他們從家鄉跑來看看哈爾濱的風景再若無其事的回家去嗎?這未免太過無禮了。
隨著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兩地起義的成功,革命軍的不斷壯大和各處勝利消息的不斷傳來,此時即便是最為保守的革命者,也禁不住生起了儘快擴大委員會的力量,然後南下打入關內去,徹底推翻盤踞在北京的滿清朝廷,完成建立共和的革命目標。
革命者有史以來第一次掌握著這麼強大的力量,也是第一次離自己的夢想這麼接近,他們就忍不住想要儘快實現這個夢想,生怕它再次從自己手中飛走。也因此,委員會的不少委員們就不免有些心浮氣躁了起來,不理解吳川為什麼主張屯兵於哈爾濱,等待清軍來進攻,而不是趁著清軍毫無防備的時候一舉打到奉天乃至關內去。
眼下又聽到吳川提出要他們注意對於人員的吸納和幹部的培養,於是不由便有人提出了反對道,「主席,眼下北滿的革命形勢可謂是一片大好,黑龍江和吉林北部的清軍被我們一一擊退,就連想要北上進攻哈爾濱的清軍都沒有衝過拉林河。
眼下最要緊的難道不是積極擴張我們的隊伍,先打垮了朝廷在關外的力量,然後再去考慮哪些幹部是不是效忠於革命的問題嗎?只要我們能夠推翻了朝廷,就算有些人三心二意也無礙於大局。倒是我很不理解,為何我們明明有著擊潰北上清軍的力量,卻停留在哈爾濱不動。
須知道,滿清手中現在還有著相當強大的武力,要是任由他們調出關外來,以我們現在占據的地方和人口,恐怕是難以和滿清動員起來的整個北中國資源和人力相抗衡的吧。」
吳川看了一眼站起來反對自己的委員,是前大清官吏五常廳通判柳大年,這位在任時因為同情義和團運動和組織民眾抗擊沙俄入侵,最終不為上司所喜而被免職,這令他徹底倒向了革命者,參加了奉天的同盟會組織,隨著自己的出現而跟著來到了哈爾濱參加起義。
柳大年在奉天的同盟會成員中頗有聲望,因此在革命委員會成立時,很快就被推舉為了中央執行委員之一。他的出聲,說明了起碼奉天的同盟會員們是反對自己據守哈爾濱吸引清兵來進攻的方案的。
這吳川倒是能夠理解,在起義沒有成功之前,這些失敗了多次的同盟會員並沒有意識到革命委員會手中有多少力量,因此他們才會贊成自己奪取北滿堅守以待關內之變。
但是等到吳川把手中的革命力量真正擺在了檯面上,幾乎毫無阻礙的完成了起義計劃,將整個北滿地區的重點城市納入了革命委員會的控制之下後,這些奉天的同盟會員顯然就有些沉不住氣了。齊齊哈爾同哈爾濱到底不是同盟會遼東支部的根據地,革命軍遲遲不南下奉天,他們就只能協助本地的革命同志做些工作,完全無法作為一個獨立的力量發出自己的聲音。
因此在革命軍四處擊退清軍進攻的勝利消息鼓舞下,他們終於忍不住想要加速革命的進程,想要推翻之前的革命計劃,轉而主張起在滿清政府尚未有所準備的狀況下,速攻奉天、山海關,以求解放自己的根據地,得到更多的奉天同盟會的支持,從而提升他們在革命委員會中的地位了。
吳川倒是能夠了解他們中大部分人的心思,雖然隱藏了那麼一點私慾,但此時他們中間應該還沒有人想著要獨立發展,以謀求割據一地的念頭。無它,此時革命軍的力量看起來實在是太強大了,除了清廷的力量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人能夠動搖革命軍在關外的優勢,力量差距到難以逾越的地步時,自然就不會有人想著跑去做什麼山大王。
特別是此時還不是軍閥林立的混亂時代,哪怕是最為腐朽的滿清也竭力維持著一個大一統國家的體面,因此大多數革命黨人也初步認同著推翻滿清建立共和,也依然是一個統一的共和制度國家,而不是四分五裂的中華聯邦。
以柳大年為首的奉天同盟會成員們,只是焦急於革命形勢發展太快,讓他們有變為革命的邊緣人物的擔憂而已。畢竟過去是黑龍江、吉林的革命黨人服從於奉天的革命黨人,而現在則反了過來,奉天的革命黨人變成了吉、江兩省革命同志的小弟。
隨著革命運動在吉、江兩省的不斷耕耘,吉、江兩省革命同志幾乎已經快要成為革命委員會不可動搖的核心了,特別是那個不斷吸收兩省革命黨人的共和黨,漸漸有取代鬆散的同盟會而成為革命的唯一領導組織的趨勢,這就不能不讓這些忠誠於同盟會的奉天會員們焦急起來了。
於是吳川思考了片刻之後,還是堅定的對柳大年駁斥道:「柳委員,我認為你的主張對於革命來說是危險的,你這是機會主義者的冒險思路。
你只看到了滿清朝廷現在手上還擁有著強大的力量,卻並沒有看到這個朝廷虛弱的本質。誠然,朝廷手中還有號稱北方新軍第一武力的北洋六鎮。如果任由朝廷把這隻力量集結調往關外對付我們,我們確實是要落入下風的。
但是現在的朝廷面臨的是一個什麼局勢?除了我們在吉、江兩省起義的東北革命軍之外,南方四省的保路運動也正鬧的如火如荼。可以說眼下的滿清治下處處都是火藥桶,但滿清能夠用來滅火的卻只有一個北洋六鎮。
且北洋第一鎮乃是以旗人為主的武力,這隻武力和禁衛軍是朝廷最後的依仗,我們不打到北京城下,清廷是絕不容許這隻武力遠離京城的。北洋第四鎮鎮守天津小站,北洋第五鎮鎮守山東濟南,北洋第六鎮鎮守河北保定,北洋第二鎮鎮守河北遷安。
四鎮、五鎮都是拱衛京畿要地的武力,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輕易調動。六鎮鎮守京城南下通道,二鎮鎮守京城通往熱河的北上通道。因此所謂北洋六鎮,其實只有三鎮是可以機動的。所以,當南北的革命大潮爆發之後,朝廷幾乎沒有多餘的兵力去分頭剿滅。
我們何須要南下,我們距離山海關越遠,滿清朝廷就越頭疼。他若是調兵北上關外,那麼南方的革命形勢就大好;他若是調兵南下鎮壓保路同志會,那我們正可把北滿經營成不可動搖的革命根據地,斷了滿清出關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