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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9日,在美國人的催促下,吳川終於起程前往巴黎。不過他沒有接受美國人的建議,乘坐郵輪跨越太平洋,然後橫穿北美大陸,再跨越大西洋前往歐洲,而是選擇了乘坐鐵路橫跨亞歐大陸前往巴黎。
對於吳川的堅持,美國人也無可奈何,不過在北京的3名參與和會的代表將會乘坐輪船經印度洋、蘇伊士運河、地中海前往法國。
在吳川坐上前往莫斯科的火車時,中亞的形勢也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在中國軍隊進入中亞並對受到英國支持的巴斯馬赤運動及突厥斯坦主義者進行鎮壓後,原本四面受敵的塔什干蘇維埃形勢迅速好轉。但是以徐景魁為代表的中國駐中亞軍政力量反對一部分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中亞繼續實施俄羅斯帝國時期的大俄羅斯政策,使得雙方產生了不少矛盾。
不過之後隨著蘇德和解,俄國西部邊界的安全危險大大的下降,莫斯科很快就把守備西部的巴拉諾夫派往了塔什干,和中國方面進行交涉。
雖然高爾察克軍政府的崩潰使得莫斯科和塔什干之間的聯繫獲得了加強,但此時莫斯科關注的重心已經從東方轉向了西方和南方。西方的東歐地區和南方的高加索地區,對於俄國來說總是要比中亞更要緊一些的,畢竟前兩者關係著俄羅斯的生存問題。
巴拉諾夫抵達塔什干後採取了較為務實的態度,贊同了中國方面OTg2NTc=提出的政治軍事並重的解決方案。並約定中國負責塔什干以東地區的平叛,蘇維埃俄國負責塔什干以西地區的平叛。
接管了中亞情報組織的夏陽,在得到了奧西波夫等當地有力人士的支持下,很快就招安了溫和派穆斯林領袖馬達明伯克和反對強征為主的農民起義軍領袖蒙斯特羅夫。2月底,費爾干納盆地東部,以安集延和納曼干為中心成立了費爾干納人民共和國,首府定於安集延,以馬達明伯克為總理,蒙斯特羅夫為總統。
同時在它的北面成立了布魯特人民共和國,以奧西波夫為總理。奧西波夫以布魯特人民共和國總理的名義,同費爾干納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簽訂了邊界條約。和中國以楚河、熱爾套山為界,西面以卡拉套山為界,北面直達阿倫科爾湖、薩雷蘇河一帶。
這兩個共和國的成立讓托洛茨基為代表的紅軍軍官相當不滿,因為這相當於把俄羅斯帝國時期的中亞挖掉了一個東南角,也讓中俄勘分西北界條約近乎廢除。但徐景魁則向托洛茨基的代表強調,這是符合中亞人民意願的結果,在這兩個共和國成立之後,從斜米到安集延地區就都安靜了下來,白衛軍和極端宗教分子都失去了本地民眾的支持,這為即將開始的中亞基礎建設創造了和平的環境。
3月19日,當吳川抵達鄂木斯克的時候,雙方還在為中亞及西伯利亞鐵路的控制權問題爭吵不休。吳川和托洛茨基碰了面,但並沒有回答對方提出的兩國邊界的確定,也沒有對其提出的全球輸出革命理念加以支持。吳川對其給出的答覆是:「我需要和列寧同志及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們進行足夠的交流,才能對這些問題給出意見。我現在是代表共和黨及中國人民來和俄國同志及俄國人民進行交換意見的,不知道俄國人民究竟想要什麼之前,我不會代表中國人民給出肯定的答覆。」
托洛茨基雖然感到失望,但也客氣的表示自己能夠理解吳川的立場。他希望在對方抵達莫斯科之後,能夠就自己的問題給出確定的回答。
在鄂木斯克,吳川停留了三天,同在鄂木斯克的一些中方人員進行了交談。通過和這些人士的交談,吳川發現雖然當地民眾協助紅軍打垮了高爾察克軍政府和趕跑了哥薩克們,但是布爾什維克在當地依然是少數派。剛剛完成的地方蘇維埃選舉中,富農和中農占據了大多數代表的位置,鄂木斯克新聞社指出:「鄉執行委員會的成分都是富農,重新選舉也是沒有希望的。」
這也難怪托洛茨基著急上火了,因為中國軍隊駐紮在西伯利亞鐵路沿線,使得紅軍沒辦法以嚴厲的手段鎮壓當地的富農,從而純潔當地的蘇維埃。這也是托洛茨基期望中國軍隊撤離,把西伯利亞地區完全交給紅軍的目的之一。
而葉聲等中國軍方代表則不願意把西伯利亞鐵路交還給紅軍,哪怕是徐景魁和夏陽也認為現在還不是時候。因為現在的紅軍軍紀太壞,按照葉聲的說法,這些紅軍將士和哥薩克的作風並無本質的區別。把西伯利亞鐵路的控制權交給他們,必然會引發當地的武裝叛亂,並使得他們的後勤遇到問題。
因此徐景魁提出,至少緩上一兩年,讓他們在新疆先開墾出一片根據地出來,也讓紅軍的軍紀整頓完畢,再逐步將鐵路控制權交還回去。拿回了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區,又控制了斜米到巴爾喀什湖的農墾區後,徐景魁認為只要花上一兩年的時間,這一地區的糧食就足夠用於對北疆的開發了。
3月23日早上,在托洛茨基的陪同下,吳川江浙湖漢北換乘了一列專列直接向著莫斯科而去了。五天後,吳川抵達了莫斯科車站,途中他只要求在圖拉省的克拉皮文縣停留了幾個小時,讓他有些意外的是這座縣城居然在內戰中受到了影響,他所住過的那座旅館已經成為了一堆廢墟,連帶著後面的樹林都燒毀了,看著這副模樣的廢墟,吳川自然是不可能再找回放在這裡的錢包了。
至於在這裡丟失的電腦,吳川最終還是放棄了尋找的念頭,他要是不說沒人知道手提電腦是什麼玩意,也不知道該怎麼啟動它。他要是說出去,只會讓別人注意到這玩意並不是什麼古董或新奇玩意,天知道會鬧出什麼亂子來。
托洛茨基注視著吳川的行動,他以為吳川只是對被燒毀的旅館有什麼特殊的感情。到了今天這個時候,對於吳川的過往經歷和愛好性格,都成為了人民委員會需要搜集的重要情報,對於吳川在俄國的經歷,至少在人民委員會委員這裡已經不陌生了。
他們唯一不清楚的,就是吳川在來俄國之前的經歷,還有吳川在美國讀大學的經歷,不過倒是沒有人懷疑吳川沒有在美國上過大學,因為威爾遜總統在某次採訪中並沒有反對吳川是其學生的說法。不過也有人說,吳川確實不是威爾遜的學生,而是某位人類學教授的得意高徒。
吳川最終只是在一堆廢墟前呆了一會,在當地吃了一頓午飯,就上了列車重新向莫斯科出發了。他所不知道的是,托洛茨基對當地的蘇維埃委員下了一道命令,要求他們照著過去旅館的樣子把那堆廢墟重建起來。顯然,這位革命者也並不是不知道什麼是人情的。
抵達莫斯科車站之後,下了列車的吳川看到站台上迎接自己的人也是嚇了一條,幾乎半個人民委員會的成員都出現在了這裡。他所熟悉的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史達林在這裡,也有他所不熟悉的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
不過他很快就知道了,為什麼這麼多中央委員會出現在這裡迎接他,當他向斯維爾德洛夫提出,希望先去拜訪列寧同志的時候,對方卻露出了為難的表情說道:「列寧同志的病情出現了反覆,醫生認為他需要好好的休息,因此您也許要稍微等候上幾天了。」
在送吳川前往下榻的住所時,在馬車上陪同他的斯維爾德洛夫這才向著吳川道明了實情,「委員會的委員們認為,應當先和您談一談,然後再讓您和列寧同志會面。」
吳川有些不解的問道:「為什麼?」
斯維爾德洛夫沉吟了一下後便坦誠的說道:「首先要感謝中國同志的幫助,讓我們度過了去年最艱難的冬季,原本我們以為,不管怎麼計算,一半的彼得格勒居民都將餓死。不過你們運來的食品和從西伯利亞購買的糧食讓我們度過了這個難關。
接下來我們又和德國達成了妥協收回了西面的領土,東線的臨時政府和高爾察克政府又連續垮台,眼下人民委員會所面對的敵人只剩下了南俄和頓河地區的一些白衛軍和哥薩克,國內形勢的好轉使得對於國內建設的問題提上了人民委員會的議程。
這樣一來,人民委員會內部就分成了兩個派系,一個是托洛茨基、季諾維涅夫、加米涅夫等人主張的繼續革命論,要把俄國革命燃起的火焰傳遞到世界各地去,趁著戰爭對於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造成的打擊,徹底的把資本主義變成歷史中的塵埃。
另一方是史達林、布哈林等人,他們反對繼續把革命之火向國外擴展,認為應當先建成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再說。史達林說:如果繼續和各國的資產階級鬥爭下去,俄國的無產階級將會失去最後一點力氣,我們就會像沙皇那樣被人民所拋棄。
列寧同志因為受傷的關係,精力一直不濟,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做出很明確的決斷。但是你的到來也許會成為列寧同志下決斷的決心,因此大家都希望能夠先說服你,然後再讓您去見列寧同志。」
吳川瞧了一眼馬車外的街道,在寬敞的大道兩側,雖然有著一些商店開啟,但是大多數商店還是被木板封閉著,莫斯科的經濟也許有所好轉,但還沒有恢復到戰前的水平。
他收回了自己的目光,轉而對著斯維爾德洛夫問道:「那麼您是怎麼看待這兩派的主張的?」
斯維爾德洛夫思考了一下後說道:「一二月份的時候,有農民寫信給了列寧,他們對於現在實施的餘糧徵集制度和蘇維埃的代表制度感到不理解,他們認為現在的蘇維埃把那些鄉村裡的懶漢和富農挑選進去了,卻把那些勤勞的農民當成了資產階級,他們不明白列寧同志為什麼要袒護那些壞蛋欺負農民。
我和捷爾任斯基同志交談之後,認為您過去說的話是正確的,相比起明面上的資產階級,隱藏在黨內的官僚主義才是共產主義最危險的敵人。我們可以為了共產主義犧牲一些農民的利益,但是我們不能為了黨內的官僚主義犧牲無產階級的利益,那樣我們永遠也建不成共產主義。
為了儘快的建成共產主義,繼續向資產階級發起進攻,自然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這種進攻如果是建立在黨內官僚主義泛濫的基礎上,那麼我認為倒不如停一停,先整頓內部的官僚主義為好。」
事實上,比斯維爾德洛夫更為警惕黨內官僚主義的是捷爾任斯基,那位把農民的信件轉交給列寧的莫斯塔科娃,遭到了當地官員的責罵,這甚至連列寧都被驚動了。由於在遠東共事的經歷,使得捷爾任斯基和斯維爾德洛夫在委員中走的更近一些。
在組織工作上,斯維爾德洛夫的才能黨內幾乎無人可及。到今年3月為止,他已經建立了4個民族共和國的共產黨中央,50個省委,350個縣委,1139個鄉委,並在2年時間內把國內各地的黨支部從不到600個發展到了8000個左右。
而他所領導的書記處,也只有15名助手和30名工作人員而已。以如此之少的工作人員,完成如此大的工作量,這些中央、省委、縣委和黨支部不是寫幾個名單就算完成任務了,而是需要確保這些組織中的主流必須向莫斯科靠攏的。現在的俄共布雖然掌握了全國的政權,但實際上真正受黨中央控制的只有莫斯科、彼得格勒為核心的周邊地區。
其他地區的蘇維埃、黨支部,雖然名義上是服從於黨中央和莫斯科人民委員會的,但實際上這種服從是相當的不確定的,這就像黨中央要求把餘糧徵集對象限制在富農階層,但最後卻往往落在了中農身上一樣,並徵收了超過餘糧份額的糧食,這都是地方組織失去控制的先兆。
斯維爾德洛夫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反動派剔除出各地的黨組織,把那些只是名義上服從中央的黨組織真正的變成中央在地方上的代表,從而把各地的黨員變成俄共布這個強力組織真正的一部分。正因為斯維爾德洛夫出色的組織工作,使得去年俄共布基本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甚至連列寧都遭到了刺殺,但是俄共布這個組織卻依然在出色的運轉著,沒有如臨時政府那樣轟然倒塌。
不過,也正因為斯維爾德洛夫把精力都放在了組織工作上,使得他在理論方面遠不能同其他委員相比。過去有列寧領導大家前進的時候,他自然是毫無問題的。但是現在列寧受傷精力不濟,他在人民委員會兩派主張之間就有些左右為難了。
吳川思考了半天之後,還是搖了搖頭對他說道:「各位委員們的想法我是能夠理解的,但是在沒有同列寧同志進行徹底的交流前,我恐怕還是不能對他們的主張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