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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極大多數是積極進取的。一窩蟻 m.yiwoyi.com道德標準把他們劃分為兩類:努力目標是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是好人;只著眼於自己的權力名位、物質**,而損害旁人的,是壞人。好人或壞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損害的人數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數時期中是壞人當權,於是不斷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進行改革;另有一種人對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當權派同流合污,他們的抉擇是退出鬥爭漩渦,獨善其身。所以一向有當權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隱士。
中國的傳統觀念,是鼓勵人「學而優則仕」,學孔子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但對隱士也有極高的評價,認為他們清高。隱士對社會並無積極貢獻,然而他們的行為和爭權奪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種範例。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只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論語》記載了許多隱者,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註:莜,或字不詳,亦有直稱「荷丈人」)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並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孔子對隱者分為三類:像伯夷、叔齊那樣,不放棄自己意志,不犧牲自己尊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像柳下惠、少連那樣,意志和尊嚴有所犧牲,但言行合情合理(「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像虞仲、夷逸那樣,則是逃世隱居,放肆直言,不做壞事,不參與政治(「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孔子對他們評價都很好,顯然認為隱者也有積極的一面。
參與政治活動,意志和尊嚴不得不有所捨棄,那是無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罷官,人家勸他出國。柳下惠堅持正義,回答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論語》)。關鍵是在「事人」。為了大眾利益而從政,非事人不可;堅持原則而為公眾服務,不以功名富貴為念,雖然不得不聽從上級命令,但也可以說是「隱士」——至於一般意義的隱士,基本要求是求個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小說一樣。這部小說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劃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現象。影射性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只有刻劃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不顧一切的奪取權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年是這樣,今後幾千年恐怕仍會是這樣。任我行、東方不敗、岳不群、左冷禪這些人,在我設想時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沖慮道人、定閒師太、莫大先生、余滄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這種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別的國家中也都有。
「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號,在六十年代時就寫在書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權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現象。這些都不是書成後的增添或改作。
《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之時,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連載。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岳不群」(偽君子)或「左冷禪」(企圖建立霸權者)。大概由於當時南越政局動盪,一般人對政治鬥爭特別感到興趣。
令狐沖是天生的「隱士」,對權力沒有興趣。盈盈也是「隱士」,她對江湖豪士有生殺大權,卻寧可在洛陽隱居陋巷,琴簫自娛。她生命中只重視個人的自由,個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只是愛情。這個姑娘非常怕羞靦腆,但在愛情中,她是主動者。令狐沖當情意緊纏在岳靈珊身上之時,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紗帳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處大車之中,對岳靈珊的痴情終於消失了,他才得到心靈上的解脫。本書結束時,盈盈伸手扣住令狐沖的手腕,嘆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終身和一隻大馬猴鎖在一起,再也不分開了。」盈盈的愛情得到圓滿,她是心滿意足的,令狐沖的自由卻又被鎖住了。或許,只有在儀琳的片面愛情之中,他的個性才極少受到拘束。
人生在世,充分圓滿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脫一切**而得以大徹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熱衷於權力的人,受到心中權力欲的驅策,身不由己,去做許許多多違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實都是很可憐的。
在中國的傳統藝術中,不論詩詞、散文、戲曲、繪畫,追求個***向來是最突出的主題。時代越動亂,人民生活越痛苦,這主題越是突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隱也不是容易的事。劉正風追求藝術上的自由,重視莫逆於心的友誼,想金盆洗手;梅莊四友盼望在孤山隱姓埋名,享受琴棋書畫的樂趣;他們都無法做到,卒以身殉,因為權力鬥爭不容許。
對於郭靖那樣捨身赴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俠,在道德上當有更大的肯定。令狐沖不是大俠,是陶潛那樣追求自由和個***的隱士。風清揚是心灰意懶、慚愧懊喪而退隱。令狐沖卻是天生的不受羈勒。在黑木崖上,不論是楊蓮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權,旁人隨便笑一笑都會引來殺身之禍,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沖這類人物所追求的目標。
因為想寫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見現象,所以本書沒有歷史背景,這表示,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朝代。
一九八○·五·測試廣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