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方逸看幾人義憤填膺的模樣,微微搖了搖頭。
目光深邃地望向窗外,仿佛穿越了時空的阻隔,回到了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
「你們所言非虛,但歷史的真相往往比表面看到的更為複雜。」
隨後緩緩道,「崖山之戰,不僅是南宋的終結,更是華夏文明的一次重大挫折。
那場戰役中,無數文人墨客、工匠商賈,乃至普通百姓,選擇了與國同殤。
他們的犧牲,不僅僅是生命的消逝,更是文化、智慧與精神的斷代。」
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而明朝的覆滅,更是中原文化與草原文化激烈碰撞的縮影。
滿清入關,帶來政權更迭。
剃髮易服,看似是簡單的服飾變革,實則是對漢人身份認同的強烈衝擊。
許多漢人為了堅守自己的文化信仰,不惜以生命為代價,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抵抗。」
這些都是中華歷史長河中不可或缺的細節,是那些值得我們永遠銘記的過往。
然而,它們並非仇恨的種子,因為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歷史長河中正常的變遷與演進。
說到這裡,不禁又要回到之前的問題——何為「中國」?
在當今時代,我們對於「中國」這個詞的理解,已經簡化為一個國家的名字,指代著一片具體的土地。
然而,在古代,「中國」的含義遠非如此簡單。
它指的是「天下的中央」,即全世界的文明中心。
這是一個文明意義上的概念,代表著人類所應追求的方向。
在那個時代,達到了文明最高水準的地方,就被譽為「中國」。
「中國」這個稱呼最早出現在西周剛成立,遷都洛邑之時。
當時的人們都認為那裡就是「中國」,是周天子應該居住的地方。
稱之為「宅茲中國」,意味著那裡是文明的發源地,是世界的中心。
隨著歷史的不斷發展,「中國」這個地理範圍逐漸擴大。
大秦、大漢、大唐、大宋、大明華夏文明如同璀璨的星光,輻射到了整個亞洲地區。
那時候的人們普遍認為,文明應該是所有人共同的精神財富,並不專屬於中原地區。
有個典型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
在甲午海戰之後,清朝與小日子簽署馬關條約時,雙方在條約中對自己的稱呼產生了分歧。
清朝自稱「中國」,而小日子卻堅決不同意,他們囂張地宣稱:
「你現在如此落後,哪裡還是什麼中國?我們大日子帝國才是真正的中國。」
即使在那個已經步入19世紀末,即將進入20世紀的時代,東亞世界的人們仍然從文明的角度出發來理解「中國」。
他們並不認為「中國」是特定於某一群人的,而是認為文明是屬於所有人的。
只是恰好中原地區的文明水準最高,所以人們應該以它為榜樣。
既然文明水準才是定義「中國」的標準,那麼「中國」就並不必然是指我們現在腳下所說的這片土地。
它是一個流動的概念,隨著歷史的演進和文明的發展而不斷變化。」
問詢室內一眾人聽得面面相覷,雖然感到頗為驚奇,但卻不知道他想要表達什麼。
老年方逸頓了頓,繼續道:
而草原遊牧民族與華夏文明的淵源,兩者本就是共生共榮、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宛如血脈相連的兩兄弟。
這段歷史,可以追溯至大禹建立夏朝的初期。
那時,江河在廣袤的平地上肆意流淌,濕地沼澤遍布,這樣的環境並不利於農業的發展。
稻田的耕作需要精細的灌溉與排水系統,以及適宜的水濱田塊。
於是,大禹及其族人毅然決然地踏上了改造濕地、開發平原的征程。
在那個時代,社會人口相對稀少,自然資源豐富。
人們只需簡短的勞作,便能收穫足夠維持生計的草籽。
三口之家,僅憑短短兩個月的辛勤,便能儲備下全年所需的糧食。
這份豐饒與安逸,讓當時的人們沉浸在無比的幸福之中。
然而,命運所有的饋贈,都暗中標好了價格。
既然不用太多工作,就可以有吃不完的糧食,那就天天在家研究怎麼生猴子吧
隨著歲月的流逝,人口迅速增長,原有的糧食儲備逐漸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
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開墾更多的荒地,擴大水稻的種植面積。
這條道路雖然艱辛,卻也是當時唯一的出路。
夏朝人,從此過上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生活,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汗水與泥土中辛勤勞作。
從渭河、汾河幾條很有限的河谷地區走出來,漸漸地向華北平原,向長江流域一點點地擴散。
然而,即便如此,人口的增長勢頭依然不減。
耕種的面積不斷擴大,人們的辛勞也日益加重。
這時,一群探索者發現了在北方廣袤無垠的草原,那裡水草豐美,是放牧的理想之地。
他們召集了那些對農耕生活感到厭倦的人們,共同商議著前往草原發展的新計劃。
這個決定並非易事,意味著要踏上未知的旅程。
經過與各族長老的深入溝通,雙方終於達成了一致。
他們並不需要農耕所需的種子,只請求帶走一部分牲口,尤其是馬匹。
馬這個物種,如果不考慮戰爭,對農耕生活用處不大。
論力氣,不如牛,搞運輸,不如驢。
而且馬和驢的對比來說,驢的優點就是更好養、不挑食、不容易生病、耐力強、能走地形複雜的路、性格相對溫順。
馬匹在農耕社會不重要,但對於遊牧民族而言,卻是馳騁草原、追逐自由的靈魂伴侶。
當時夏朝並無大規模的戰爭,而這一群人走了,農耕地區的人口也得以釋放,雙方一拍即合。
起初,北方的農耕與遊牧兩種生活方式如同交織的畫卷,緊密相連,互為依存。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界的法則悄然劃分了界限——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線為分水嶺,
長城以北的廣袤地域,逐漸成為了遊牧民族的馳騁之地。
而長城以南,則被農耕民族穩穩占據,耕耘出一片片肥沃的田園。
於是,農耕與遊牧,中原與草原,這兩條歷史的長河,在地理與氣候的引領下,緩緩流向了各自不同的方向。
它們雖在生活方式上漸行漸遠,但內心深處那份對故土的眷戀與對文明的傳承,卻如同一條無形的紐帶,緊緊相連。
雙方並未因地域的分割而斷絕往來,反而時常交流貿易。
遊牧民族帶著豐富的乳製品、皮草等特產,與農耕文明交換著青銅打造的馬具、鋒利的匕首、絢麗的絲綢以及各種生活必需品。
這些物品的流通,不僅滿足了雙方的生活需求,更在無形中促進了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農耕的細膩與遊牧的粗獷,中原的溫婉與草原的豪邁,共同構成了最初華夏文明豐富多彩的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