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李治,唐朝第三位皇帝,公元628年出生於長安,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母親為長孫皇后。在繁榮昌盛的大唐盛世中,李治以溫文爾雅的性格和深厚的學識素養,在眾多皇子中脫穎而出,被立為皇太子,開啟了他從儲君到帝王的人生歷程。
二、即位之初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終南山翠微宮駕崩,臨終之際,他特意將皇位繼承人——太子李治託付給了親信重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太宗對二人寄予厚望,強調李治自幼便以仁孝著稱,並囑咐他們務必竭誠輔佐新帝。同時,他也向李治表明,有長孫無忌與褚遂良輔佐,國家政務可無憂慮。
六月一日,李治遵照父皇遺願即皇帝位,是為唐高宗,時年僅二十二歲。他深諳尊賢之道,立即任命舅父長孫無忌為太尉兼檢校中書令,並與褚遂良共同輔政。高宗對兩位重臣極為倚重,虛心採納他們的建議,使得永徽年間國泰民安,社會秩序井然,政策上延續了貞觀之治的優良傳統。
同年七月,在避諱問題上,有關部門提議更改部分官職名稱以避唐高宗名諱,但高宗鑑於貞觀時期並未因「世民」二字改諱,因此決定不作更改,展現了一種寬宏大度、尊重先帝遺風的姿態。
面對自然災害,如河東地震,高宗迅速下令派遣使者慰問災區並減免當地三年賦稅,體現出對民生疾苦的高度關注與及時救濟。此外,他還對朝廷重臣進行了調整與封賞,如任命李積為尚書左僕射,以及追贈房玄齡、高士廉等功臣,使他們在太宗廟庭配享祭祀,以此表彰他們的豐功偉績。
永徽元年,唐高宗立王氏為皇后,確立後宮正統;並在軍事上取得重大進展,例如高侃成功擒獲突厥車鼻可汗,並設立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管理。
然而,隨著永徽二年的到來,西突厥賀魯叛亂,沙缽略可汗攻入庭州,唐高宗果斷派兵平叛,彰顯了其對外部威脅的堅定應對能力。
至永徽四年,宮廷內部爆發了房遺愛等人謀反事件,這場政治危機直接觸及皇權核心。唐高宗在長孫無忌等人的協助下,果斷剷除了這些企圖顛覆皇位的勢力,包括吳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等皇室成員也因此事受牽連,或死或貶,從而有力地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確保了大唐江山的穩定傳承。
三、乾綱獨斷
在唐高宗李治統治初期,一場圍繞皇后人選的重大政治變革正在悄然醞釀。早在太子時期,李治就與父親唐太宗的才人武則天私通,太宗駕崩後,按照規定,武氏出家為尼,但永徽元年(650年),李治在感業寺進香時與武則天重逢,兩人舊情復燃。一年後,武則天得以重返皇宮,並在宮廷鬥爭中逐漸嶄露頭角。
面對新羅與百濟的邊境衝突,高宗展現出作為萬國之主的責任感和外交手腕,他勸誡百濟歸還所侵占的新羅領土,同時也對高麗等鄰國施加壓力,要求其不得插手干預。這一系列舉措體現了高宗對周邊國家關係的精準把握以及維護和平穩定的決心。
然而,最為激烈的宮廷鬥爭在於皇后廢立之事。永徽三年(652年),武則天晉升為昭儀,她深諳王皇后的心態,巧妙地博取了王皇后的支持和高宗的寵愛,導致原本受寵的王皇后和蕭淑妃地位漸失。隨著高宗決定廢王立武,此舉觸及到了朝中權臣的利益,尤其是顧命大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
兩位老臣在太宗臨終前被賦予輔佐新帝的重要使命,他們堅決反對廢黜王皇后並改立武則天。儘管高宗親自拜訪長孫無忌,甚至有武則天母親楊氏、許敬宗等人從中斡旋,但仍然無法改變他們的立場。在內殿召集諸位重臣商議此事時,長孫無忌、褚遂良堅持己見,而李積選擇迴避,于志寧則採取中立態度。
面對如此強大的阻力,唐高宗並未退縮。永徽六年(655年)十月,他果斷下詔廢黜王皇后,十一月即冊封武則天為皇后,完成了這場歷史性的皇后更替。與此同時,長孫無忌和褚遂良也因此事相繼遭到貶謫,標誌著高宗在皇權爭奪中的勝利,也預示著武則天開始正式登上唐朝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
四、建立東都
在顯慶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被戰火破壞的洛陽乾元殿與應天門,顯示了他對恢復洛陽繁榮的雄心壯志。次年(657年)二月,他正式移駕洛陽,並頒布《建東都詔》,強調洛陽作為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的戰略要地,具有連接四方、接納萬國朝貢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將洛陽宮改為東都,使得洛州官吏編製品級等同於京師雍州,唐朝由此正式確立了兩京制度,長安和洛陽並列為國家的政治中心。
隨著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兩位權臣的相繼失勢——褚遂良死於顯慶三年(658年),長孫無忌於顯慶四年(659年)被迫自殺,關隴集團的影響力大幅度削弱,高宗得以擺脫政治上的束縛,開始獨立決策,不再受制於人。這一時期,朝廷內外對進諫之事產生了嚴重的忌諱,長達20年間鮮有人敢於直言勸諫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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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慶五年(660年),在對外戰爭取得顯著成果後,邢國公蘇定方平定了百濟之亂,並在十一月將俘獲的百濟國王扶餘義慈及其太子等人押解至東都洛陽,在紫微城正南門——則天門進行獻俘儀式。唐高宗雖對百濟王族進行了責問,但最終下詔釋放他們,展現出其在處理戰俘問題上一定程度的寬仁與大度。
五、帝後同朝
顯慶五年(660年)後,唐高宗李治健康狀況逐漸惡化,出現頭暈目眩的症狀,影響了他對國家政務的正常處理。此時,皇后武則天敏銳地捕捉到這一時機,開始積極參與國事,逐步擴大其政治影響力。儘管已經貴為皇后,但武則天並不滿足於此,她意圖進一步掌控政權,為此採取了一系列策略:一方面排除異己,掃清通往權力巔峰道路上的障礙;另一方面積極培植親信勢力,以穩固自身地位。
面對武后的步步緊逼,高宗李治曾試圖廢黜武后,但在麟德元年(664年),此事因上官儀被揭露而流產,上官儀最終被誅殺。自此之後,李治再也無法有效約束武后的權勢擴張。至顯慶末年,隨著高宗病情加重,視 力 受損,無法全面主持朝政,武則天順理成章地逐漸掌握了實權。在她的建議下,高宗採納「天皇」稱號,與武則天並稱「二聖」,共同臨朝聽政,史稱「二聖臨朝」。
麟德二年(665年),唐高宗攜武后及文武百官、內外命婦進行泰山封禪大典,場面宏大壯觀,彰顯了大唐帝國的強盛與威嚴,同時也有利於鞏固武后的政治地位。在此期間,周邊眾多國家如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倭國、新羅、百濟、高句麗等國派出使節和酋長隨行,顯示出唐朝強大的國際影響力。
總章元年(668年),唐朝成功平定高麗,設置安東都護府,將遼東地區納入版圖,顯示了軍事上的赫赫戰功,也進一步增強了朝廷的權威。
上元元年(674年),朝廷正式下詔尊皇帝為天皇,皇后為天后,武則天藉此契機提出建言十二事,涉及農業發展、輕徭薄賦、道德教化、行政改革等諸多領域,體現了她在治理國家方面的深思熟慮和卓越才能。雖然缺乏詳細實施效果的記載,但從高宗採納並實施這些建議可以看出,武則天的政治影響力已不可逆轉。
上元三年(676年),由於高宗風疾加劇,曾有意讓武后攝政,但遭到宰相郝處俊的諫止,指出天下是李氏家族世代傳承的,並非個人私有,因此高宗被迫放棄了遜位的想法。然而,武后並未就此停步,她繼續通過召集文學之士編撰各類書籍,如《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並秘密參與審議百官奏疏,以此分奪宰相權力,進一步加強了自己的執政基礎。
六、因病去世
進入永淳二年(683年),李治前往新建成的奉天宮準備封禪中嶽嵩山,但因病未能成行。不久,他意識到自身健康狀況嚴重惡化,便詔令皇太子李顯代理國政,並安排裴炎、劉齊賢、郭正一等人在東宮輔佐。隨後,李治病情加劇,回東都洛陽後已無法接見宰相以下的大臣。
同年十二月,改元弘道元年,李治在宣布赦免詔書時,因身體虛弱無法登馬出行,則召百姓在殿前宣讀了這份象徵寬恕與希望的詔書。在十二月丁巳日(公元683年12月27日),唐高宗李治在東都貞觀殿去世,享年五十六歲。遺詔中指示,七日後將靈柩裝殮,由皇太子李顯即皇帝位;同時要求陵墓建設務必節儉,若軍國大事有不能決斷者,請天后武則天處理決斷。群臣上諡號為天皇大帝,廟號高宗。文明元年(684年)八月十一日,高宗安葬於乾陵。直至天寶十三年(754年),李治的諡號又改為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
七、結語
總體來看,唐高宗李治是一位內修法治、外擴疆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唐代盛世發展的皇帝。儘管其個人性格相對溫和,有時顯得優柔寡斷,但他在位期間,國家治理得當,社會秩序穩定,文化繁榮,外交關係活躍,展現了卓越的治國才能。然而,後宮干政問題也折射出他在權力平衡方面的不足,這也是後世對他褒貶不一的重要原因。無論如何,李治在唐朝乃至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他的統治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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