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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德國膠澳總督瓦德克和山東革命委員會主席恆寶昆在青島的總督府內簽訂了移交膠澳租借地的協議。德國政府在山東的資產以無償的形式轉交給了山東革命委員會,包括德國和奧匈帝國停留在膠州灣內的17艘軍艦。
英、法、俄三國都派出了外交官見證了移交的儀式,以此表明了協約國對於中國收復膠澳租借地的認可。雖然英國代表對於山東革命委員會拒絕把德、奧軍人移交給協約國,並沒有全面沒收德國人在山東的財產感到不滿。
但是革命委員會以中德雙方並未進入戰爭狀態,這是德國自願交出租借地以換取平民財產的安全為由,拒絕了英國試圖把放下武器的德、奧軍人當做戰俘看待。不過在英國人的壓力下,革命委員會也還是決定把德、奧軍人轉移到遼寧,以表明這場移交並不是一個騙局。
事實上英國人一度想要把膠東灣內的17艘德奧軍艦沒收或是向中方購買,以增強英國東亞艦隊的實力。畢竟一艘德國的輕巡就在印度洋搞得英國人雞飛狗跳的,而整個德國東亞艦隊主力現在還下落不明,讓英國東亞艦隊發現自己實在是缺乏軍艦保衛如此廣闊的大洋。
他們最擔心的還是,這17艘德奧軍艦在他們放棄封鎖青島之後再逃出青島去同施佩艦隊會和,那就會給他們增加更多的麻煩了。但是在德奧公使的抗議和革命委員會的反對下,加上這17艘軍艦主要以小型艦為主,英國人要求革命委員會簽訂了擔保書後,最終還是放棄了自己的想法。
11月20日,中國方面收回威海衛的談判也在青島正式展開了。這個時候,日軍已經完全的從山東撤離,膠東半島開始恢復平靜。恆寶昆等山東革命委員會委員們開始討論戰後的重建和軍隊復員問題,不過在這次討論會上,有人對於軍隊復員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宣傳部門的負責人陳翼龍認為,「日本人雖然被打跑了,但是那些前期附從於日本的地方反動勢力可沒有逃跑。我說的不是膠東半島這塊,而是魯南、淮北這片。張勳的辮子軍之前在南京、徐州禍害地方,日軍進攻的時候又配合日軍側擊青島,這樣的反動勢力不清除,我們今後還怎麼去發動群眾?」
陳翼龍身邊的得力助手李大釗、邵飄萍等人也支持其的主張,認為在革命軍擊敗了日軍收回了青島之後,山東、蘇北一帶的革命形勢一片大好,張勳盤踞的徐州地區更是有民眾主動前來聯絡,希望革命軍發兵徐州把禍害當地的辮子軍趕跑。
在此種形勢下,革命軍應當順應人心把魯南、蘇北納入治下,擴大山東革命委員會的影響力,爭取更多的民眾支持,而不是考慮什麼軍隊復員的問題。
不過對比起宣傳部門的保守,山東同盟會出身的徐鏡心、邱丕振、劉溥霖、吳大洲、薄子明等人則更為激進,他們表示,「清算辮子軍有什麼可著急的,當前最要緊的難道不是打倒獨裁恢復國會嗎?最大的獨夫民賊不在徐州而在北京,張勳之愚忠怎麼比得上袁世凱之狡詐?」
在此次山東作戰中,按照吳川的評語,戰功第一的是毀家紆難的山東人民,其次是山東革命委員會的宣傳部門,其次才是光榮的革命軍。
對於吳川的評價,山東革命委員會上下是信服的,如果沒有山東人民作出的堅壁清野行動和廣泛的游擊戰,使得日軍不僅難以從地方上獲取物資還需要分散大量的兵力守備各交通要道,那麼日軍對於革命軍的防禦陣地進攻就會更加的猛烈,革命軍能否在日軍進攻前建立起一道道的防線,並如此之快的拖疲日軍還真是一個問題。
按照德國人的計算,山東人民的游擊戰至少抵得上一個寒冬對於日軍士氣的打擊,這也是德國人能夠提前發動萊州會戰的決心之一。
至於宣傳部門的功績,看看山東人民堅壁清野的決心和加入軍隊、游擊隊的踴躍之情,就知道宣傳部門究竟在其中做了多少努力。沒有宣布部門對於人民的廣泛宣傳,革命委員會是不可能這麼廣泛的發動和組織起山東群眾進行廣泛的抗戰的。
而且,宣傳部門還直接參與到了作戰行動當中,比如對於張勳部隊的虛假宣傳,讓張勳部隊以為日軍已經攻下了平度,諸城的革命軍正撤往青島,正是邵飄萍的傑作。而在革命軍進攻張勳部隊的時候,發動魯南人民協助革命軍作戰,正是陳翼龍、李大釗等人的成果。
按照吳川對於山東戰區的作戰評價:這是一場軍隊和人民相結合的人民戰爭,也是愛國主義教育最好的範例。正是在山東人民和中國各界人民的支持下,革命軍才能取得山東保衛戰的勝利,革命軍決不能忘記這一勝利的源泉。
吳川的評價完全壓倒了山東革命軍中些許不滿的聲音,對於那些普通士兵來說,他們自己就是山東人民和中國人民中的一員,他們完全沒有覺得自己受了委屈的意思。革命軍中的一些軍官們雖然覺得有些不大公平,但卻也沒有人敢在之後繼續出聲,以免讓自己成為了一個支持軍隊和人民對立的反面人物。
宣傳部門的地位獲得了極大的提高,從原本只是宣傳黨和革命委員會政策的喉舌,變成了能夠參與制定黨和革命委員會決策的一隻重要力量。
只是宣傳部門過於站在勞工階層說話的傾向,讓一部分出身地主商人家庭的革命者感到了不滿,這些人大多數都參加過同盟會組織,也參加過辛亥革命,大多都是宋教仁的支持者,但是並沒有在關外接受過共和黨的革命教育。
因此他們所追求的革命,是解放自己所處階層的革命,而不是試圖解放勞苦大眾的革命,甚至於有些人是堅決反對解放勞苦大眾的革命的。在吳川看來,這些人就是後世的精分,一邊反對美國人對於中國的打壓和歧視;一邊卻又認為非洲人和印度人是不配和中國人過上一樣的生活的。
這些人想要的革命,就是由自己取代袁世凱的位置,然後讓中國人民繼續做牛做馬。而且他們還認為中國人民應當支持他們取代袁世凱,並為他們的幸福生活流血犧牲。之所以革命委員會還要繼續容忍這些人,實在是同外部環境當中的反革命力量相比,至少這些小資產階級革命者還是有些進步意識的,如果把他們也一併打倒,共和黨幾乎就沒有什麼可以聯合的力量了。
在對外戰爭掀起的民族情緒中,革命的進步的力量的發展,迫使了這些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站在了共和黨一邊。而隨著對外戰爭的結束,革命委員會和革命軍隊獲得的空前威望。一部分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受到了教育,開始向更純粹的革命者轉化;而另一部分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則有所膨脹,試圖藉助當前的大好形勢完成統一國家的民主革命。
這些人的想法很快就轉為了一個激進的政治主張,向北京進軍,打倒袁世凱政權,恢復共和體制。這一主張對於二次革命被鎮壓下去的各地共和主義者來說是頗具吸引力的,也頗能迷惑一些尚不能完全堅定自身階級屬性的革命者。
於是向北京進軍,進攻濟南;和向徐州進軍,懲罰和日本人勾結的辮子軍。就成為了山東革命委員會戰後會議上爭吵的最為激烈的兩個主張。軍隊的代表出於慎重,並沒有在會議上做出明確的表態,但是軍隊代表還是委婉的表示了,戰爭結束後立刻復員對於軍隊來說還是比較困難的。
這場會議連續開了三天,不僅雙方誰也沒有說服誰,就連一直主張服從中央革命委員會命令的恆寶昆也有所動搖了。他最終決定,把會議紀要發給哈爾濱,交由中央革命委員會予以指導。
作為北京方面派出觀察日軍撤離並參加移交膠澳租借地儀式的武官蔡鍔,對於山東革命委員會這種拖拖拉拉的作風感到了不滿。雖然蔡鍔是梁啓超最得意的弟子,但是蔡鍔並不是一個君憲派,他也不是當前軍界最為流行的軍國主義者,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他反對滿清,是因為清政府已經難以維持下去了;他支持袁世凱,是因為孫文、黃興領導的南京政府並無實力捍衛中國的統一。但是隨著袁世凱廢除責任內閣而代之以超級總統制,日本向山東出兵,而袁世凱卻宣布局外中立後,蔡鍔就已經對袁世凱徹底失望了。
而革命委員會在朝鮮、山東戰場上的對日作戰的勝利,也令梁啓超開始轉向。和康有為死活抱著君主制度不放相比,梁啓超還是要稍稍進步一些的。
但是,他所主張的君憲主義並不是建立起一個完全的資產階級君主國或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試圖捍衛中國傳統鄉紳的權力,也就是寄希望於這些過去的鄉賢能夠主動的去擁抱新時代,從而建立起一個能夠維持傳統社會價值觀念的新國家。
只是他的這種改良主義並沒有獲得傳統鄉紳的青睞,在沒有革命的鐵和火燃燒到這些鄉賢頭上,指望這些傳統鄉紳放棄舊的傳統去主動迎合時代的進步,顯然是痴人說夢。不過在社會輿論界,此時的梁啓超所代表的不失為一隻有影響力的力量。
在日本於山東萊州會戰失利後,梁啓超就已經察覺到革命委員會的力量已經不可抑制,北京政府不管是外交、行政、輿論和軍事上,都處於了下風。雖然革命委員會的政治理念和自己不同,但是如果現在不去接觸革命委員會,那麼等到革命委員會入主北京時,他就要被掃地出門了。
因此梁啓超多次和自己的學生會面,讓蔡鍔去山東觀察革命委員會的行事作風,並和自己另一個弟子蔣百里進行溝通。他希望能夠藉助這種接觸,讓革命委員會能夠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哪怕一部分都行。
只不過蔡鍔顯然要比梁啓超走的更遠,梁啓超不過是想讓他同革命委員會進行初步的接觸,但是在見證了日軍撤退的場面和德國人交還膠澳租借地的儀式後,蔡鍔覺得革命委員會應該儘快北上,入主北京贏得天下共主的地位再說。
革命委員會不掌握中樞的威權,也就意味著國內今後還要繼續保持這種形式上的統一和實質上的不統一,失去了威信的北洋政府,恐怕再難以震懾各地的軍閥,接下來各地就將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對於國家和國民來說都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