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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川總結完俄國革命中布爾什維克政權為什麼能存在的原因後,便靠著講台目視著階梯上就坐的數百名學生說道:「好了,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結束了。
今天是我在這裡上的最後兩節課程了,寒假之後中央就要遷去長春,諸位同學中有不少人去新學校也許還能見到我,至於留下的同學暫時我們大約是見不到了。不過這也沒什麼,只要你們畢業後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遲早還是會碰面的。
那麼接下來半小時,我們照著往常的規矩,同學們提問,我來回答。嗯,各位同學真熱情,那就右邊第二排第五位同學,你先問吧…」
隨著吳川宣布進入問答時間,底下的學生們頓時活躍了起來。如果說第一次見到吳川時,不少同學面對他的時候還有些敬畏,等到熟悉之後大家就開始放鬆了起來,哪怕有穿著便衣的警衛守在一旁也妨礙不到他們了。畢竟現在是冬天,總不能讓人在外受凍。
當然,這些同學們的活潑還是有限的,不會如面對其他老師那樣更沒大小之分,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已經相當放的開了。畢竟吳川現在好歹也是革命前輩加革命領袖,沒人會以為他比孫、黃的地位低多少,就連北京城內的袁世凱給吳川寫信,也要稱上一句畏之老弟。
對於這些從小生活在等級社會體系下的學生們來說,能夠嬉皮笑OTg2NTc=臉的對著吳川喊上一句「吳老師好!」,就已經具備了相當大的勇氣了。不過在聽了吳川的講課之後,這些學生們對於官員和委員的敬畏,倒也減少了不少。
既然革命委員會的主席都能輕聲細語的給他們上課,沒有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勢,那麼其他委員又有什麼資格在他們面前擺譜呢?這大約是吳川給他們上課所帶來的一個附加福利了,至少他讓學生們知道,革命委員會的委員並不是前清的總督巡防,也就是一個普通人而已。
也因此,跑來聽吳川課程的學生已經超過了他正常授課的學生人數,有些人一開始跑來就是想要看看革命委員會主席長什麼樣子,後來聽了課程覺得很不錯就變成常客了,畢竟這個時代中國還沒有人會把政治、經濟糅合在一起教授,甚至中國的大學裡就沒有政治這門課程。
也就是吳川的本職不是教書,否則他倒也能弄一個大師的頭銜了。不過,因為他教授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倒是讓他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的名聲傳揚了出去。還有人認為他就是威爾遜總統的學生,畢竟威爾遜在普林斯頓大學就是教授法學和政治經濟學的。
吳川對這些流言不過一笑置之,不過他倒是不拒絕其他班級的學生來聽自己的課,反正他只要沒有離開哈爾濱,就是雷打不動的在階梯教室準時上課。而且對於來聽課的人,他也是一視同仁,有時也點名讓他們發表自己的看法,所以他的課程在學生之間頗受到歡迎。
這位被吳川點到的陌生男同學,估計也不是第一次來上吳川的課了,因此被點到之後他立刻熟絡的起身說道:「吳老師好,我是文學院16-1班的何忠涵。剛剛聽了吳老師對於布爾什維克派的介紹,我就有個問題想要向您請教。
從1914年7月開戰到今天,俄國已經花去了數百億盧布,付出了數百萬人的傷亡,雖然這場戰爭是各列強之中的帝國主義分子挑起的,但是戰爭進行到今日,難道不是已經和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息息相關了嗎?
在這個時候宣布無條件停戰,要求各交戰國簽訂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協定,這對於俄國和俄國民族來說,算不算是一種背叛?」
吳川瞧了一眼其他人,發覺對於這位何忠涵同學的問題,支持者還真不是少數,連坐在講台正前方的伍豪同學對此問題也是微微頷首。
1917年對於革命委員會治下的各大學來說實在是個豐收之年,各地的年輕學子紛紛報考了東北或山東各大學,本屆生源的質量一舉超過了前幾年。
之所以能夠造成這樣的局面,除了去年革江浙湖漢北命委員會收回租界這一系列動作引起了年輕人的注意之外,東北及山東的各大學軟硬體都已經遠遠超過了國內的其他大學,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哈爾濱工業大學及軍政大學的文科有章太炎及其弟子坐鎮,這一點就已經差不多能蓋住國內的多所大學了。而東北各大學的理工科院系,更是國內許多大學難以比擬的,有些大學甚至就沒有理工類課程。
因為國內各大學除了缺乏理工類的老師外,更是缺乏用於理工科教學的實驗場所及器具。有些大學能夠設置一個數學系就已經很不錯了,畢竟數學的研究投入最少。
辛亥革命之後,革命委員會同日本爆發的那幾場大戰和歐洲大戰的訊息傳來中國之後,發展工業,特別是發展重化工工業才能富國強兵的觀念,一下子就在國內傳播開了。有志青年莫不想要報考學習理工科學校,東北多所理工院校的出現,一下就降低了這些學生學習的成本。
能夠讀到高中並想要繼續讀下去的,一般家境都還可以,否則中途就要退學謀生去了。但即便是如此,能夠湊得起出國費用,到國外留學的學生依舊還是少數人。就好比那些去不了歐美留學的,最終都去了日本,現在這些人更是都湧進了東北各所學校學習。
這些學生中的佼佼者,就有吳川相當熟悉的伍豪同學,也有他不熟悉的惲代英、瞿雙、林育南等人,當然他們現在還是只有熱情的年輕人,並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老實說,吳川過去一直沒有去尋找這些歷史名人,一方面是覺得革命委員會未必能夠支持到十月革命,那麼把這些歷史名人找來豈不是害了他們。以這個時代反動派的手段,不管是袁世凱還是孫中山,對待政敵可都不會手軟的。
另一方面就是,人的思想是被環境塑造出來的,特別是在這些人三觀還沒有確定的年紀,把他們從熟悉的環境中拉到東北來,他們就真的能夠變成革命者了?吳川對此是深感懷疑的,畢竟後世連黨校老師都變成反賊了,更何況是當前馬列主義還不成氣候的中國。
而隨著伍豪等同學自發的到來,吳川也是抽空和他們見過聊過,只能說即便是未來的革命領袖,現在也還是一個好奇的中二少年。雖然他們已經比身邊的同齡人優秀了許多,但是他們對於社會主義連門外漢都算不上,倒是對於日本明治維新帶來的嶄新社會面貌感到激動不已。
就如伍豪同學自己所言,如果不是看到了東北這幾年的變化,辛亥革命前他來東北投靠了伯父,之後還在瀋陽上了半年學,之後才去了天津。這期間,他也來過幾趟瀋陽,革命委員會收回了東北的海關及鹽稅之後,他的伯父又從天津運動去了東北海關工作,不過伍豪並沒有再回東北上學。
從革命前到革命後,他親眼看到了瀋陽的巨大變化,加上革命委員會對於天津租界的收回,終於使得伍豪放棄了前往日本求學的想法,轉而考入了哈爾濱軍政大學。但是,在他同吳川的談話中,卻始終流露著對於日本所實施的軍國主義的欣賞。
於是吳川算是熄滅了收集歷史名人的打算,在這些人沒有經歷過令自己覺悟的事件之前,恐怕是難以讓他們成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他可不希望讓這些人毀在了自己手裡。
面對這個關於民族和國家的問題,吳川沉默了數秒後方才開口說道:「這位何忠涵同學倒是提出了一個極好的問題。
不過再說起民族和國家之前,我們先得要搞清楚這兩個名詞的用意。史達林同志說過: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列寧同志對於國家的看法是: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
我們都知道政治是人的社會性活動,而歷史是記載了人的社會性活動的記錄。民族和國家都是政治範疇里的術語,因此歷史上的記錄必然會表現出民族和國家在政治活動中所發揮出來的作用。
我國是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光是有記載的歷史資料就可以上訴到三千年之前。那麼民族和國家在我國的歷史長河中究竟發揮出了些什麼作用呢?
夏商周三代,國家和民族是一體的,所以征討四夷也叫教訓野人;周之後是春秋戰國,除了楚國之外,其他各國都是同文同種,但是中原各國既有聯合討伐楚國的舉動,也有聯合楚國討伐兄弟之國的舉止,這個時候就已經把國家和民族分開了,原則上國家的利益要大於民族的利益。
漢同匈奴之間的爭鬥,既是民族之爭也是國家之爭;三國之後的西晉結束了戰亂局面,天下重新歸為一統,但沒過幾年就爆發了八王之亂,司馬家的諸王利用胡人征戰和掠奪民間財富,這個時候司馬家是既不講國家利益也不講民族利益了…
然後到了清初,皇太極把蒙古人和漢人抬為八旗,利用這些蒙古人和漢人去殺戮關內的漢人,而南明小朝廷為了對付農民起義軍,寧可和滿清議和,也不願同農民起義軍聯合扛清。
到了清末,慈禧在辛丑條約簽訂前對各列強外交官這樣說道: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由此可見,這世界沒有什麼民族利益或是國家利益,有的只是統治階級的利益。
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地主可以同其他民族合作鎮壓本民族的反抗者;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皇室可以出賣國家利益,以求保全自己的統治權力。
由此可見,俄國已經花去的數百億盧布,付出的數百萬人的傷亡,並不會給俄國的無產階級帶來任何利益,哪怕在戰後俄國獲得了賠款和土地,和無產階級又有什麼關係?
對於俄國的無產階級來說,結束戰爭並推翻繼續戰爭的貴族地主和資本家才是真正的維護了本階級的利益。而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俄國無產階級就必須停止戰爭,才能讓俄國人民擁護自己。對俄國的無產階級政權來說,繼續這場戰爭不過是削弱了自己和同盟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從而進一步壯大了帝國主義的反動力量,最終讓俄國人民繼續無謂的流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