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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第一屆東亞運動會在長春體育館正式開幕,原本吳川只是想要辦一屆全國運動會的,但是因為遠東自治領、朝鮮、日本及菲律賓等地也派出了代表隊,於是這屆運動會就改成了東亞運動會。
國內各省基本都派出了代表隊,當然是在革命委員會提供了補貼的情況下。而流落在大陸的台灣人也組建了一支代表隊,這一度引起了日本人的抗議,日本人認為這些台灣人不能代表台灣出賽,而且台灣代表隊的名字前應該加上日本兩字。
負責主持本屆運動會的梁廷棟則公開回復道:「體育賽事和政治無關,在體育賽事中施以政治壓力有違體育精神。西方古時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時,各國還約定在比賽期間不動兵戈呢,我們不覺得台灣派人參加觸犯了日本的利益。」
在這個時代,民眾對於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關注只限於一種運動愛好者的關注,並沒有把宏大的體育賽事當成一種國際文化交流,因此歐美的外交官並不認為梁廷棟的回答有違國際準則。
而東方的民眾,哪怕是最為西化的日本,對於體育比賽也只是當作了西方人的奇怪習俗,哪怕日本是亞洲最先參加過奧運會的國家,但是日本人對這樁國際賽事也沒多加關注,還是尋求了財閥的投資才湊齊了日本運動員出行的旅資。
總的來說,日本外交官對於革命委員會提出抗議,不過是一種應OTg2NTc=激性的反應,而不是什麼深謀遠慮。雖然有一些日本精英覺得讓台灣人、朝鮮人出現在這樣一場運動會上很不妥,但是他們也不能說清楚這不妥究竟在哪裡,自然就得不到各國的支持。
更多人的看法就是,日本人又在小題大做,試圖向中國人找茬以敲詐好處了,只是日本上下看起來已經沒有什麼和中國開戰的欲望了,這樣的訛詐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他們覺得,日本人簡直是沒事找事。
跟著日本代表隊來長春觀賽的原敬,對於外交官員的退賽請示選擇了避讓,他認為這是外交省和代表隊自己的選擇問題,因為來參加本次運動會的運動隊員是以個人身份而不是政府派出,更何況他現在不過是一名普通議員,不能干涉政府事務。
在一番手忙腳亂的交涉後,外交省重新把問題踢給了日本代表隊,他們接受了原敬的意見,在政府方面繼續提出抗議,但是對於日本代表隊是否退賽一事則交由代表隊成員自己決定。
29日早上七點三十分,原敬從車站前的大和旅館出發乘車前往十月廣場。陪同他的後輩,也是每日新聞社記者海老俊,在車上有些不解的向他請教道:「原前輩,這種情況之下,斷然的離開以壓迫中國人做出讓步,不是更為合理嗎?哪怕中國人不肯做出讓步,國內的民眾至少也會認為您維護了日本國的威嚴。」
原敬轉頭看著他正想說話,車子突然猛的停了下來,他下意識的按住了前面的座椅穩住了身體,邊上的海老俊趕緊扶住了他,並向前面的司機質問道:「怎麼回事?」
司機一邊回頭道歉,一邊指著前方路上說道:「剛剛邊上的騾車沖了出來和前面的汽車撞上了,原先生,您沒事吧?」
原敬坐正了身體,用手按住胸口深呼吸了一兩次後,這才平靜的對司機說道:「你下去看一看,如果需要幫忙的話,就幫助他們一下吧。」
司機和坐在前面的秘書都答應了一聲,然後就開門下了車。這場車禍不算小也不算大,騾車和汽車都翻了,但是車上的人都只是受了點輕傷,倒是那頭闖禍的騾子被撞了個半死。維持交通秩序的警察很快就趕了過來,然後呼喊了幾句,就有不少行人跑了過來,擼起了袖子,在警察的指揮下把車子和騾子都抬到了一邊。
坐在車上的原敬看著這一幕,對著海老俊說道:「看到了嗎?這就是現在的中國。一名穿著制服的人站出來高喊一聲,邊上的行人就立刻響應了號召,不管是穿長袍的,還是穿短衣的,都絲毫沒有芥蒂的服從著制服者的命令,沒有討論什麼高下尊卑之分。
十幾年前我來中國的時候,根本就不是今江浙湖漢北天這個樣子。那個時候的中國,不僅城市破破爛爛的,普通民眾身上也大多骯髒不堪,毫無衛生之概念。
上層的紳士雖然穿著華麗的衣服,但是他們對於國家和公共事務幾乎毫不關心,只關心個人或家族的未來;至於中國的官憲,則把底層的民眾視為豬羊,只想著在任期內敲詐盤剝地方上的民眾;而普通民眾也是麻木不仁,對於這個國家的上層和官員只有畏懼和痛恨。
假如你見過十幾年前的中國和中國人,你就不能夠相信會出現長春這樣由中國人建設起來的城市;你就不可能相信中國人不僅能夠把街道清洗的乾乾淨淨的,還能把自己身上也收拾乾淨;你就不可能相信,中國人會在沒有制服者的威脅下,團結一致的做一件事。
假如中國5萬萬人都如此團結一心,那麼我們就不可能同中國為敵,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獲得的成就都將會在這樣的對抗下化為烏有。我們現在要做的,不是想著怎麼去遏制中國的發展,而是要確保帝國在馬關條約中獲得的利益不被中國人奪回去。
日本和中國之間,既是敵人也是朋友。既然帝國已經把南洋視為了開拓目標,我們就需要中國幫助我們分擔歐美列強的壓力;而為了保衛帝國在朝鮮半島、台灣及中國南方的利益,我們又需要藉助國際秩序壓制中國,不能讓中國人顛覆現存的東亞秩序。
在這個節骨眼上,為了一個台灣代表隊和中國人置氣,只會讓各國覺得我國心胸狹窄,絲毫沒有尊重東亞和平的意思。只要各國覺得帝國在對中關係中依舊處於強勢地位,那麼各國就不可能出手幫助我們壓制中國人。其實,有時候帝國露出軟弱之態並不是壞事,只是我國的大部分人都不明白這個道理。
明治開化以來,我們實施了全面西化的國策,這固然使得我國國力大漲,但是一味學習西洋的霸道,卻忘記了我們過去的忍讓之道,這同樣是一個大問題啊。」
海老俊一邊思考著原敬的言論,一邊下意識的朝著車子前方的車禍現場望去,大約只化了七八分鐘,前面的車輛就已經全部被清理到了路邊,行人紛紛散去,道路再次暢通了起來,而街道的另一側則始終保持的通行,並沒有什麼人停下來圍觀。
這確實是一個不太一樣的中國,哪怕在日本的東京也不可能不出現看熱鬧的圍觀者,於是整條街道都會被堵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快速的恢復通行。
在海老俊思索的時候,原敬又對他補充了一句:「我剛剛說的話,你可不能登出去,現在的日本國民可接受不了我的話。在他們看來,任何對外的示弱都是有辱國體,簡直是不知所謂…」
站在體育場西側看台上的貴賓席上,吳川扶著欄杆俯視著這個可容納4萬人的橢圓形體育場;下面的觀眾正陸續入場,和這恢弘的建築相比,這些觀眾就顯得渺小了。哪怕在後世見過不少宏大的建築,但是站在這看台上的吳川依然覺得心潮澎拜了起來。
吳川尚且如此,站在他身後的宋雲桐、孟繼周等委員也顯得有些緊張了起來,他們並不是沒有來過這裡,但是空無一人的體育場和坐滿人的體育場,帶給人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這麼多人聚集在一起,哪怕只是注視著自己,都足夠讓人緊張萬分了。
當然,比這些委員更為不堪的,還是那些被邀請來的各蒙古王公,有些人一輩子看到過的人大約都沒有今天一次看到的多。
蒙古王公中最放鬆的大約應當屬土爾扈特卓哩克圖汗恭本德吉特了,這位王爺對於政治絲毫不感興趣,只是熱愛音樂,來到長春之後倒是很快同吳川相熟了起來,對於面前的一切不僅不感到緊張,反而感嘆道:「這要是能夠在這裡安排一場歌會,恐怕就更加震撼了。」
吳川回頭對他笑了笑說道:「是啊,蒙古長調最為適合這種大場面,不過適合觀眾欣賞的場所還是應該放在大劇場,那裡的舞台擴音效果很好。我勸你不如留下來,就在長春建立一個整理蒙古歌謠的蒙古樂團,然後把蒙古歌謠搬上舞台,到時就可以向世界展示蒙古族的傳統文化了。」
恭本德吉特聽了大為心動,他試探的問道:「建一個這樣的樂團要花不少錢吧?您能給我多少錢?」
吳川想了想說道:「你要是願意出面主持這個樂團,我可以先撥給你10萬元,然後根據你建立的規模每年撥給款項。眼下外蒙、內蒙幾乎都沒有戰事了,蒙古的傳統都在各種歌謠之中,要是沒人出頭把這些歌謠記錄下來,對於蒙古族來說不亞於是一大損失。各族共和,就是要把各民族中最為優秀的文化留傳下去,而不能像滿清和帝國主義那樣,四處屠戮和消滅各民族的傳統文化,我認為這才是共和的真意,你們怎麼看?」
蒙藏事務局總裁貢桑諾爾布、東蒙古革命委員會主席烏泰、外蒙古革命委員會主席那木囊蘇倫及內外蒙古各王公都紛紛出聲道:「主席說的是。」「主席說的好啊。」「我們完全支持您的決定…」
庫倫之夜死掉了太多獨立派的王公,加上庫倫活佛的倒戈,使得外蒙古王公們最後選擇了重新回到中國的懷抱。但是內外蒙古依然有不少王公和貴族是想著要從中國獨立出去的,只是蒙古內外的局勢變化的實在是太快了,快的讓這些獨立主義者都沒下注,蒙古獨立的機會就從他們面前消失了。
過去外蒙古王公想著要從中國獨立出去,一個是想要賴掉難以還清的蒙債,一個就是俄國勢力在外蒙古的擴張,使得這些蒙古王公認為蒙古可以在中俄之間左右逢源。
只不過這些外蒙古王公沒有預料到,歐洲會突然爆發戰爭,這場戰爭甚至連沙皇的皇冠都打飛了,原本在中俄之間左右逢源的美夢立刻就消失了,中國人趁著俄國在歐洲連年大戰後內亂的機會,直接把俄國人從外蒙北部驅逐了出去,這裡也是外蒙古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掌握了這裡也就掌握了外蒙古。
當中國把俄國和庫倫之間的聯繫切斷之後,原本還有些小心思的貴族王公們就失去了對於俄國的信心,這些王公們很清楚外蒙古的部族武力是打不過中國軍隊的。不僅僅是在武器上存在著巨大差距,就是在戰鬥意志上,蒙古牧民也沒有為王公去死的念頭,因為外蒙古的王公貴族對待自己的牧民過於殘酷了。
而在革命委員會為外蒙古各旗清理了蒙債,幫助各旗劃分了草場和建立了畜牧公社,修建了連同庫倫和內地及東北的鐵路後,牧民們最後一絲同革命軍交戰的念頭也失去了。
過去,在外蒙古商人來收皮子和羊毛、口蘑等土特產時,價格都會壓的很低。比如一張狼皮在外蒙不過0.3-0.4元,在張家口就漲到了1.5-2元;口蘑百包也不過就換得一箱磚茶。一頭羊在外蒙古只值1兩、2兩,但是在北京或哈爾濱則漲到了3兩-6兩。
在張家口和庫倫、張家口和烏里雅蘇台間開通了汽車之後,一台載重1.5噸的卡車在土路上每小時行駛34-45公里,張家口到庫倫的行程從10天以上降到了3天之內;過去需要從庫倫中轉的烏里雅蘇台,現在也一樣可以坐汽車在3、4天內到達了。
汽車的開通,在建的鐵路,不僅極大的拉近了內地和外蒙古的距離,也大大的降低了運輸成本。特別是在俄國被戰爭拖垮後,外蒙古的商業很快就倒向了國內,去年外蒙古同內地的貿易總額就達到了3億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同東北達成的。
過去外蒙古這裡凡絲茶雜貨以及食用調料無不加稅,以紅茶、曲綢兩樣稅最重。紅茶每箱價值二十餘兩,抽稅五十餘兩;曲綢每匹價值不過五六兩,抽稅需十六七兩;現在麼都被減少到了25%以下。
蒙古民眾的收入要比歐戰爆發前高了2倍,而革命委員會這些年在外蒙開墾的耕地,也讓外蒙古從1911年的2.7萬公頃耕地上升到了30萬公頃,其中大部分在巴音圖們這片靠近東北的肥沃土地上,去年外蒙古的糧食產量達到了1.65億斤,滿足了外蒙古60%以上的糧食需求,這大大降低了外蒙古從內蒙、新疆、俄羅斯購買糧食的需要。
可以說,現在的外蒙古牧民更願意信任革命委員會,而外蒙的王公們也幾乎難以再生起對革命委員會反抗的念頭,隨著外蒙古的鐵路和公路的修建,革命委員會在外蒙古的控制力越來越強大了。現在外蒙古的人口從1911年的6、70萬上升到了90萬,漢人的比例從六分之一上升到了三分之一。
而今次被邀請來長春的外蒙王公,在看到了五星體育場的宏大後,就更加生不起反抗革命委員會的念頭了。